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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板塊圖書分類品牌系列獲獎圖書圖書專題新書上架編輯推薦作者團隊
          實踐社會科學系列 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 黃宗智 著
          费正清奖、列文森奖得主黄宗智扛鼎之作。
          ISBN: 9787559853042

          出版時間:2023-02-01

          定  價:98.00

          責  編:和永发
          所屬板塊: 社科学术出版

          圖書分類: 中国史

          讀者對象: 大众

          上架建議: 历史/中国史
          裝幀: 精装

          開本: 32

          字數: 400 (千字)

          頁數: 592
          紙質書購買: 天貓 有贊
          圖書簡介

          本書為黃宗智扛鼎之作,是認識中國小農經濟、當代中國發展和明清以來中國史的經典著作。書中基于滿鐵資料等大量史料與作者實地調研所得資料,對明清以來江南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的特點做了深入考察,探討了一系列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關鍵問題,尤其就中國江南為什么沒有發展出西方式的工業資本主義這一問題給出了極具深度的解釋。全書運用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發展和完善了“農業內卷化”這一核心觀點,揭示了江南小農家庭從明清到改革開放前“沒有發展的增長”的內在機理,以及改革開放后的“去內卷化”發展。本書曾獲列文森獎。

          作者簡介

          黃宗智,普林斯頓大學學士,華盛頓大學博士,1966年始任教于UCLA歷史系,1991年晉升“超級教授”,2004年榮休,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獲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獲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獎)等。

          圖書目錄

          新版合序

          中文版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編 1949年以前

          第二章 長江三角洲的生態系統

          第三章 商品化與家庭生產

          第四章 商品化與經營式農業

          第五章 商品化與內卷型增長

          第六章 農民與市場

          第七章 帝國主義、城市發展與農村內卷化

          第八章 兩種類型的村社

          第二編 1949年以后

          第九章 舊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造

          第十章 集體、家庭與副業生產

          第十一章 農業的增長與發展

          第十二章 鄉村工業化

          第十三章 鄉村發展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二元對立

          第十四章 半農半工的村莊

          第三編 結語

          第十五章 一個總結

          第十六章 幾點思考

          附錄

          引用資料

          約談村民

          引用書刊目錄

          中國研究的規范認識危機

          ——社會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

          索引

          序言/前言/后記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新版合序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華北》)與《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以下簡稱《長江》)這兩本書分別在1986年和199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迄今已快四十年了。出版之后一再重版,此版已是第五次在國內出版。為此,我覺得有必要寫篇新序來回顧兩本書的寫作過程和主要內容。

          中西方學術的異同

          在寫作兩書的1980年代,我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是針鋒相對的中英文學術界的兩大主流理論。一是當時仍然屬于中方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生產方式分析,主要強調生產關系,以地主相對佃農、富農相對雇農兩條生產關系軸線為主的理論。另外則是西方主流形式主義經濟學的論析,拒絕生產關系(階級剝削)的論點,聚焦于人口、市場、資本、技術和生產率等的論析。

          兩者雖然如此針鋒相對,但也有一定的、意外的共同點。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雖然是從社會主義的革命視角來看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同時也堅決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作先進的、優越于封建主義的方式。因此,中國學界提出了比較獨特的“資本主義萌芽”理論建構,將帝國晚期的雇傭關系視作比封建主義租佃關系先進的萌芽中的資本主義方式。眾多學者花費了大量的勞動來試圖論證這個被認作現代型的發展趨勢。

          吊詭的是,西方的學術思路在這方面其實和中國的“萌芽”思路比較偶然地相似,同樣傾向要在中國的前近代和近代史中發現西方式的現代資本主義和市場發展傾向,為的是證明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乃是普適的,不僅適用于西方,更適用于全球,包括中國。我們可以將其稱作西方的“現代化主義”模式。

          固然,以上指出的傾向僅是“主流”意見。即便在改革前的中國,在資本主義萌芽理論中,也有偏重生產關系和偏重生產力的不同意見——譬如,當年特別優秀的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兩位領軍人物李文治和吳承明便是如此。還有過分強調和不那么強調“萌芽”論的流派,也有許多說到底乃是主要偏重扎實經驗主義研究的學者。我在兩書中,都連帶討論和考慮了這些不同派別。

          同時,在西方(以及日本學術界)當然也絕對不是清一色的形式主義經濟學/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那么簡單。我的兩本書討論了諸多不同的支流意見。譬如,源自馬克思主義的“左派”的眾多不同意見,包括對階級關系中的“潛在剩余”的獨特論析。在日本,除了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還有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關于村莊社區共同體的論點。

          但是,中西雙方的主流傾向,以及其中的不同點和意外的共同點,還是比較清晰的。讀者可以據此來認識當時的學術環境,不要被瑣碎的細節混淆了雙方不同的主要傾向和交搭,這是認識我這兩本專著的核心問題和基本思路。

          兩本專著的經驗基礎

          如今回顧起來,我的兩本專著與之前學術成果最主要的不同首先是在經驗層面的依據。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雙方都開始探索建立諸多方面的新交流,包括學術。美方成立了名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SCPRC)的組織,并在1979年開始通過公開競爭選派學者前往中國做學術研究。

          機緣巧合,我成為最先被選的學者之一,并于1980年全年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檔案材料。一方面是查閱國內已經有不少人使用的“刑科題本”命案,從中挖掘(比較有限的)與經濟史相關的信息;另一方面,我偶然發現了順天府寶坻縣的地方政府檔案。后者才真正成為《華北》一書的重要支柱材料之一。同時,我還有幸獲得進入順義縣沙井村的機會,對“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在193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初期非常系統詳盡地調查過的這個村莊進行重訪,做跟蹤調查,并與多位關鍵村民長談。之后,在1983、1984、1985、1988年,我四次深入松江縣華陽橋的四個(同樣是滿鐵特別集中調查的)小自然村進行詳細和系統的跟蹤調查。另外,我還獲準進入華北和江南多個地方政府檔案館搜集相關檔案。(之后,我在1990、1991、1993年又三次進入滿鐵調查過的這些村莊集中研究其社區正義體系,并繼續在地方檔案館搜集訴訟案件檔案。后兩者成為我之后關于法律史研究的兩卷本的主要材料依據。)這些是1980年代之前中西方學者都不可能有的研究條件。

          翔實精準的滿鐵資料與跟蹤調查,加上地方檔案,成為我寫作《華北》和《長江》兩書比較獨特的研究資源,其給予了本領域之前不容易做到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詳細材料。讀者將會在書中看到眾多深入到一個個自然村和一家一戶的,以及個別人的豐富、詳盡的材料。這是這兩本書的主要特點之一。

          規?;Y本主義農業模式之不適用于中國

          另外則是我在問題意識上具有比較獨特的背景和視野。長期以來,我一直經受著跨越雙重文化和雙重意識形態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拉鋸及斗爭。我的父親是1911辛亥年庚子賠款的留學生(是年排名第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及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深深認同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思想和傳統。我的導師蕭公權先生也同樣如此。而我的母親則是來自無錫農村耕讀世家的閨秀,不懂英文(但寫得一手好字)。我自己因此乃是真正意義的“雙重文化人”。

          我在學術方面的初始研究是(在父親和導師的雙重影響下)梁啟超的自由主義思想,但后來發現,自己對那樣的研究一直缺乏深層的感情和理智層面的動力。之后,僅僅為了保留自己的教學職位,為了通過加州大學的終身權考核,方才勉強地“完成”了算是自己的第一本專著《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1972)。

          其后,我逐步發現自己內心最關心的問題乃是相對父親和母親、美國和中國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深層矛盾,認識到自己最需要做的,是通過扎實的研究來解答、解決心中的矛盾和疑惑。因此,在35歲那年,我抽出了兩年時間來找尋能夠解答心中最深層問題的研究材料,發現了之前較少被使用的滿鐵所做的大量系統、翔實、精準、可靠的材料。之后,伴隨中美學術交流的開放,才有機會重訪、調查、核實、延伸那些材料,想憑借深入的經驗調查來解決長期以來的最為深層的一系列疑問,借此來處理自己心中至為緊迫的關于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美國和中國到底孰是孰非的深層問題。其結果便是這兩本書。

          《華北》得出的結論首先是,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各有是處,都有助于我們認識、理解中國農村社會和經濟的一些重要方面。雇工3人及以上,并且超過100畝規模的“經營式農場”乃是當時最富裕和成功的農戶,中農則多是小規模的自耕農,而貧農則既有租佃土地的(雖然占比較低),但更多的是農忙要外出打短工的農民。這些基本社會經濟實際都與資本主義萌芽論和生產關系直接相關。

          《華北》上半部分主要探索了當時比較突出的經營式農場,將其與小規模的家庭農場仔細對比。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它們在資本投入(如肥料、用水、用牲畜等)、技術、畝產量等各方面都與小規模農場并無顯著的不同。兩者間最主要的差別在于,經營式農場由于是雇工經營的,能夠做到比小農場更適度的勞動力配置:前者勞均種植20—25畝,后者則是15畝以下。這是這兩種農場間最突出的不同。

          為什么會如此?我借助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意識形態之外的實質主義理論,發現其中的關鍵在于小農家庭的特殊組織邏輯。小農家庭的家庭勞動力是給定的;婦女、老人,乃至于小孩的輔助性勞動力基本談不上什么“機會成本”,不像男勞動力那樣可以外出打短工。在人口(相對過剩)與土地(相對稀缺)的壓力下,那樣的生產單位會盡可能將畝均勞動投入最大化,借此來盡可能提高產量,即便其勞動邊際報酬嚴重遞減也只能如此。而經營式農場,由于其勞動力主要是雇傭的,可以適當調整,則不會如此。因此,小農場常會種植更高比例的(特別勞動密集的)棉花,冒更大的市場風險,來盡可能提高自己土地不足的農場的收入。但同時,貧農,由于農忙時要靠打短工來補充自家土地收入的不足,則有時又不可能在自家土地上投入必需的勞動。

          同時,經營式農場規模一般不超過200畝。這主要是因為超過那樣的規模,農場主本人便不再能夠親自帶領和監督勞動,勞動成本會快速上升。更重要的是,達到那樣的規模之后,他會有更多機會選擇報酬更高的經商或入仕的途徑,其報酬會遠遠高于務農。

          在華北,上述兩種不同性質農場的共存與拉鋸,組成了華北農村基本的社會經濟狀態。經營式農場占到大約10%的土地,其余都是小規模家庭農場。

          如此,雇工經營的經營式農場說不上是什么資本主義型的突破性生產方式或新的“發展”模式;同時,使用自家勞動力的小農家庭農場明顯具有更頑強的生命力,即便有的要靠租佃土地,但也不見得就是簡單的落后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

          在此之后,我轉入《長江》一書寫作的調查研究,則更驚訝地發現,在這個市場經濟更發達的地區,華北那樣的經營式農場居然會被小農家庭的特殊經濟邏輯所完全淘汰掉。它們從明清之際以來逐步衰落,到十九、二十世紀已經完全絕跡。這就與“資本主義萌芽”論和“理性”“(資本主義性)農場主”理論的預期完全相悖,展示的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邏輯。

          深究之后,我更清晰明確地發現,小農戶由于其組織特點,能夠承受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單位所不可能承受的人地壓力。它能夠借助家庭的輔助勞動力來進行雇工所不可能肩負的、低于基本生存回報的輔助性生產活動,借此在小塊土地上維持生存,并支撐更高度的商品化。其中,長江三角洲最主要的乃是棉花—紗—布和?!Q—絲的生產。它們按畝投入的勞動日總量分別達到水稻的18倍和9倍,但收入才3到4倍。正是那樣的“內卷”(或“內卷化”)的經營方式,亦可稱作“沒有(單位勞動報酬)發展的(總生產量的)增長”,使其能夠在長江三角洲長期維持,并且完全消滅了學術理論中多以為是更先進、更優越的類似資本主義單位的“經營式農場”。

          這就確證了《華北》已經得出的關于“經營式農場”的基本結論:其經營方式與小農經濟的根本不同不在其“發展”方面的“先進”性,不在于更多的資本投入或先進的技術,以及更高的畝產量,也不在于其更高度的商品生產,而實際上在于一個簡單的組織邏輯——由于是雇工經營,它們可以根據需要而雇工,借此達到比小農戶更合理的勞動力配置,免去自身生產單位“勞動力過?!钡膯栴},達到更高效率的勞動力使用。而小農戶則由于其家庭勞動力是給定的而不能“解雇”家庭的勞動力,最終只能走上投入越來越多的勞動力的“內卷”道路。由于其畝產所得要高于經營式農場,長期下來經營式農場就被完全消滅了。

          在這樣的經驗實際下,我們顯然完全談不上通過資本主義式的雇傭經營而達到更高生產率的“先進”生產單位,并期待其將最終取代小農經濟。這就證偽了“資本主義萌芽”論的預期,也證偽了資本主義必將取代封建主義的西方現代主義預期。

          也就是說,《華北》和《長江》兩書共同證明的是,無論是形式主義經濟學理論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都不足以認識和理解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以及在此前提下的小農經濟的頑強生命力,也不足以認識所謂的資本主義經營模式的實際。倒是實質主義的第三理論傳統洞察到了小農經濟的最基本特色。

          過去如此,今天實際上仍然基本如此。小農經濟過去依賴的是結合耕作與家庭副業兩柄拐杖來支撐,今天依賴的則是結合耕作與外出傭工、做買賣等非農就業。兩種結合同樣具有極其頑強的生命力。其不同僅在通過非農就業而逐步減輕了單位土地面積上的“內卷化”壓力。

          貧農經濟的形成

          《華北》的第二個主要論點是,突出“貧農經濟”和“貧農社區”的形成過程。土地貧瘠和人地壓力是當時最為現實的兩個基本因素。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日本軍國主義的蹂躪促使眾多之前較普遍的以中農為主的農村緊密社區的解體。在生產關系方面,租佃關系和雇傭關系都在遞增。并且,不再帶有原有的親鄰間的道義約束和禮儀;部分具有穩定和緊密人際關系的社區越來越多地成為松散的、沒有人情可言的村莊;由社區受人尊敬的具有道德威望的人士來承擔領導責任的傳統逐步衰落,到戰亂時期越來越多的“惡霸”型的流氓或逐利型的小人來充當村長,魚肉村民;越來越多的中農淪為自家土地不足、必須依賴打短工來維持生計的“貧農”。同時,國家的臨時攤派日益繁重和苛刻。無論在“階級關系”層面上,還是村民與國家政權的關系上,矛盾都比較突出。這是一個相對其他地區更可能響應中國革命號召的地區。

          長江三角洲則不一樣。其土地相對肥沃高產,生態相對穩定,生活相對“富?!?。長江三角洲的“佃農”所占比例雖然要比華北高好幾倍,但實際上村民擁有長期穩定租種的土地的“田面權”,擁有“田底權”的地主則主要居住在城鎮。在城鎮中田底交易雖然頻繁,但并不影響在農村的穩定的“田面”耕作。由于土地總產較高,田面地租顯得相對并不十分苛刻,“階級矛盾”并不同樣顯著,佃種田面的小農較像華北的自耕中農。而且,由于那樣的土地關系,田賦基本都由擁有“田底權”的居住在城鎮的不在村地主來交付,村民相對而言較少與國家打交道,也較少感受到民國時期華北那樣日益苛刻的新型攤派。長江三角洲的村民與國家間的矛盾并不突出。因此,其農村無論在階級關系還是與國家政權關系中,矛盾都沒有像華北那么顯著。

          兩地相比,我們都不能用簡單的“生產關系”或發展還是欠發展的框架,以及“先進”或落后的框架來認識和理解中國的小農經濟,一定要用更寬闊多維的視角來認識:不僅僅是納入階級關系的因素,當然更不是簡單地將租佃和雇傭關系視作一方落后一方先進的不同;也不可僅憑“市場經濟”、資本和“前現代”相對“現代”發展的劃分來認識;我們更需要考慮到農戶家庭的特殊性、生存和生態的關鍵性、村莊社區組織等因素,國家與這些因素的關系,以及歷史偶然性等一系列不同的維度。否則,便不可能真正認識兩地在革命前的社會經濟實態。

          最突出和重要的一點是,在相對更高度商品化和富裕的長江三角洲,依據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式規?;洜I式農場,居然會在明清更替之后逐步走向消失,完全被小農家庭農場所取代。僅憑此點,我們便可以清楚知道為何無論是中國之前的“資本主義萌芽論”還是西方資本主義(規?;r場)的現代主義發展論,都是不符合中國實際的。其答案要通過中國小農經濟自身的特點來認識和理解。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演變

          《長江》與《華北》最主要的不同是,《長江》的后半部分將此地區的鄉村社會經濟史一直追溯到新中國成立之后的1980年代,而不是像《華北》那樣基本終止于1949年。而《長江》的后半部分最主要的發現乃是,革命前的“內卷”型耕作——農業的演變主要不在勞均產出的提高,而在依賴更多的“內卷型”勞動力(主要是家庭的輔助勞動力)投入,來將畝均產量和產值提高的變遷——仍然非常關鍵。

          集體農業意外地和之前的家庭農業具有一些關鍵的共同之處。主要是,其勞動力是給定的。在這方面,集體實際上等于是一個擴大了的家庭——它無法裁員。而且,集體下的工分制促使對婦女勞動力更完全地動員和使用,這方面比內卷型的小農經濟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和小農家庭一樣,生產隊和大隊集體最關心的是總產出,不是勞均報酬。它們帶有盡一切可能提高總產出的強烈動力,不會太多考慮到伴隨更多勞動投入而來的勞均報酬的遞減或停滯。正因為如此,在集體制下,農業內卷的程度比過去更高、更強烈。最突出的實例是1965年之后被廣泛推廣的“雙季稻”的種植。多加一茬水稻固然提高了單位土地的總產,但卻是以單位勞動和土地邊際報酬只可能嚴重減低的代價換來的。即便是新納入的機械化,它所起的作用也不是農業的去勞動密集化,而主要是使其在早晚稻兩茬交接的最緊迫的時間段中完成必要的耕地工作,使添加一茬的進一步勞動密集化成為可能。在國家的領導下,配合集體組織,固然在技術、水利、整田、良種等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改進,但并不足以改變農業內卷化的基本趨勢。在集體制下的二十年,單位土地的總勞動投入直線上升,總產是提高了,但單位工分值一直沒有顯著的提高。實際上,總體上與之前長期以來的“有(總產量的)增長、無(單位勞動產出的)發展”的內卷化趨勢基本一致。農村農民依然貧窮,城鄉差別依然顯著。

          農業長期以來的內卷化意味中國農業必須摸索出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我之后關于農業的《超越左右:從實踐歷史探尋中國農村發展出路》《中國的新型小農經濟:實踐與理論》兩書中探討的主要問題便是:中國怎樣才可能做到既是必然(由于中國的基本國情)的勞動密集,又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業現代化,即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和產值的提高?

          固然,這里我們要考慮到,城鎮化和中國非農經濟的大規模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今中國的勞均耕地面積仍然才7畝,戶均才10畝,內卷化農業依舊,實在不可與美國平均2700畝的所謂“家庭農場”相提并論。東南沿海和城郊農村除外,中國的農村和農業的主體,說到底仍然是極小規模的家庭農場。

          我提議,除了行將城鎮化的東南沿海和市郊農村,我們必須接納給定的“小農經濟”將不可避免地較長期延續的現實,在這樣的前提下探尋出路,而不是堅決追求規模經濟效益的大農場。

          如今,那樣的出路最突出的實例乃是近三四十年來發展的新型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小農場、小農業,其勞動力來自小農家庭,其資本則來自大規模外出打工后的非農收入,與規?;奈鞣绞劫Y本主義農場截然不同。也就是說,中國農村的出路在較長的時期內,仍然不是以資本主義大農場來取代小農經濟,而是在借助小農經濟的特殊組織邏輯和頑強生命力來推進其高附加值“新農業”的發展——如1、3、5畝地的拱棚蔬菜、幾畝地的果園、一二十畝地的種養結合農場。那樣的農業在2010年實際上便已經占到農業總產值的2/3,耕地面積的1/3。它們是使中國人的食物結構(糧食∶蔬菜∶肉食)從原先的8∶1∶1比例轉變為如今的4∶3∶3的關鍵基礎。中國農業未來的出路在于,為新農業的小農經濟建造迄今仍然欠缺的新型的、類似于東亞(日本、韓國)基于小農社區合作社的產、加、銷“縱向一體化”的優良基礎設施服務,進一步推進城鄉間真正對等互利的貿易,做大兩者相互推進的發展,而不是長久地陷于三大差別狀態。

          這是現代中國農業史為我們說明的最主要的現實和邏輯。最近幾年,尤其是2018年制訂《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來,相關問題已經得到了國家的重視。盡管之前對規模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的迷信仍然具有較大的影響,即便在農政決策者和學術界中,仍然有不少人堅持將小農經濟視作落后的、必須消除的負擔。但是,今后國家應當能夠更自信地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小農經濟現代化發展道路。這才是兩書主要結論的含義。

          黃宗智

          2022年7月

          ——摘自《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中文版序

          歷史研究必須聯系理論,但理論,尤其是政治化了的理論,很容易成為探索歷史真實面貌的障礙。在研究過程中,我一直執著從史實到理論而再回到史實的認識程序,避免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為模式而模式的陋習。我力求到最基本的事實中去尋求最重要的概念,再回到事實中去檢驗。對現存各家各派的理論,爭取去誤存真,建模式于實際。在這個基本的方法上,此書與拙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是一致的。

          本書的出發點是20世紀30年代的實地調查資料,尤其是費孝通、林惠海和日本滿鐵調查部門對長江三角洲8個村莊的研究。這些資料翔實細致,非一般歷史文獻資料可比。我試圖在這條基線上,結合江南地區比較豐富的文獻資料,追溯明初以來的一些主要變化。這個研究方法也是與《華北》一書一致的。

          本書與《華北》不同之處在于應用了我自己1983年至1985年在松江縣華陽橋鄉的薛家埭等6個自然村的調查,考察了20世紀30年代至今日的變化。我相信跨越革命前后的這條研究鴻溝會對闡明兩個部分都有幫助。同時,本書著重把江南和華北對照相比。

          在華陽橋鄉調查的一切安排,都由南京大學呂作燮教授和松江縣外事辦公室陸敖根同志承擔。羅崙教授參加了第一年的調查。嚴學熙和周國偉兩位先生和我方周錫瑞、裴宜理合作研究工業、民眾集體活動和政治。陳忠平同志則和顧琳合作,研究商業與華陽橋鎮。本書雖然沒有引用他們的調查資料(除了第12章注明的一節),但我在認識上和精神上都受惠于協作的同仁頗多。我個人的調查,主要在薛家埭等村內進行,采用的是仿效滿鐵在華北調查的方法,每次圍繞幾個預定的題目座談,但也隨時追蹤原定范圍之外的線索。這樣的調查,關鍵在于虛心和具體地問訊。調查期間,當地前大隊支部書記何勇龍同志對我幫助至多。

          我們原計劃要出一部與仁井田陞根據滿鐵在華北的調查所編的資料集(《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相類似的書。全部調查的問答記錄、統計資料、按戶調查,以及為出資料集而挑選的各節問答記錄,都由南大呂先生保管。根據未來的實際情況,這些資料也許有可能發表。

          在前人有關江南的大量研究之中,我從吳承明先生的商業研究和徐新吾先生的手工業研究中所獲至多,在有關各節都有注明。此外,本書亦受益于我在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幾位博士生的研究。正文之中引用了夏明德、武凱芝和葉漢明的博士論文,以及程洪、李榮昌和盧漢超的研究論文,都有注明。程、李、盧三位更承擔了此書的翻譯,由程洪統稿。謹此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譯稿經我自己兩次校閱,應基本準確。

          ——摘自《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名家推薦

          本書主張中國農村的演變邏輯,既不同于斯密也不同于馬克思那些基于英格蘭經驗的理論。針對農業內卷和農業生產家庭化的過程,此書提出了一種原創性的分析方式。黃宗智在書中運用了一種突破性的研究方法,他把六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和詳細的現代實地調查結合起來。黃宗智清晰地表明,他的這種跨越1949年分界的研究,能夠帶來豐富的成果;這種研究既澄清了之前的歷史,也照亮了現代。這是對跨國視域下的家庭史和社會經濟演變的重要貢獻。

          ——[美]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 “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評語

          這是一本復雜但很有見地的研究著作。把它和作者的華北研究放在一起研讀,是非常有益的。從今以后,與研究中國鄉村歷史的學者一樣,研究現代中國農業體系的學者同樣也必須直面黃宗智的研究和見解。

          ——[美]懷默霆(Martin k. Whyte) 《美國社會學學刊》

          通過研讀黃宗智的著述并結合自己的研究體會,我認為,一個認知中國的好理論一定能夠穿透歷史與現實,連接理論與經驗,超越左與右,融合東西方。我們的學術探索一定是基于實踐的認知,基于實證和經驗的探索,在與西方理論對話的同時,特別需要甄別西方理論所隱含的假定條件,尤其是那些與西方獨特經驗“綁定”的隱含假設,警覺這些理論所蘊含的價值指向和規范假定。作為更高的目標,我們應該尋求能夠結合東西方經驗的更為一致化的理論建構

          ——周黎安 《開放時代》

          編輯推薦

          憑借《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黃宗智先生斬獲了1985年的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七年之后,黃宗智先生又以《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一書榮獲1992年的“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黃宗智先生這兩本主題密切相關的研究中國農業史和鄉村經濟的著作甫一出版就產生了巨大影響,史景遷、羅威廉、周錫瑞、懷默霆等著名學者先后撰文評介,《美國社會學學刊》《紐約書評雜志》《亞洲史研究》等頂級期刊先后發表評論文章。時至今日,黃宗智先生這兩本書的影響力依然持久不衰。對于每一個想了解前現代中國歷史,以及對當今中國農村變革和經濟發展感興趣的讀者,黃老師的這兩本書都是非常好的入門之選。

          精彩預覽

          《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是費正清獎、列文森獎得主黃宗智先生的扛鼎之作。全書基于滿鐵資料等大量史料與作者實地調研所得資料,對明清以來江南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的特點做了深入考察,探討了一系列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關鍵問題。以下是該書導論部分。

          ——編者按

          《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導論

          在1350年至1950年長達6個世紀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發展過程中,以及在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集體化和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中國先進地區長江三角洲的小農農業長期徘徊在糊口的水平。只有到了20世紀80年代,質的發展才真正在長江三角洲農村出現,并使農民的收入相當程度地超過了維持生存的水平。本書旨在探討長江三角洲農民糊口農業長期延續的過程和原因,及其變化的過程和原因。我將著重分析農民的生活狀況,而不是整個經濟的毛收入或全部人口的人均收入。重點在于揭示一個特定地域和社會階層的發展與不發展,對中國歷史總體,以及對農民社會和經濟的各派學術理論的意義。

          經典理論:斯密和馬克思

          亞當·斯密(1723—1790)和卡爾·馬克思(1818—1883)盡管有著明顯的分歧,卻共同認為商品化會改造小農經濟。當然,斯密沒有用“小農經濟”這個詞,但毫無疑問他認為前資本主義農業是停滯和落后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強行抑制了自由貿易(斯密,1976\[1775—1776\],特別是Ⅰ:401—419,Ⅱ:182—209)。斯密認為,自由的市場競爭和個人致富的追求會導致勞動分工、資本積累、社會變革,乃至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發展。馬克思的觀點與此類似,他認為商品經濟的興起會促進資本時代的來臨。

          馬克思進而把小農農業等同于小生產,把資本主義等同于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生產。商品經濟的發展會伴隨著以擁有生產資料的資產者與他們的無產階級勞動者為對立雙方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系”。即使斯密沒有這樣去關注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關系,但他在相當程度上持有同樣的觀點: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會導致資本“改進”和規模經濟(斯密,1976\[1775—1776\],第1卷:特別是第7—16頁)。雖然斯密曾指出小所有者是具有高度進取心的耕作者(第441頁),但他的論點并不是小規模農作會比大規模農作更有效率,而是自耕農作會比佃耕農作更具剌激性(第418頁)。

          當然,斯密和馬克思的共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英國的經驗。小農農場隨著商品化而讓位于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資本主義農場,這畢竟是英國圈地運動和18世紀農業革命的實際經歷。隨之而來的是城鎮中“原始工業”和工業的興起。斯密和馬克思的共識于是在實證之上逐漸成了人們心目中的一個規范認識,似乎到了不可置疑的地步。

          甚至俄國和中國的革命也從同樣的認識出發。列寧直接引用馬克思的說法,力主革命前俄國的商品經濟與農民正向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和農村無產者兩極分化同步發展。在列寧看來,無論在俄國,還是在英國,小農經濟只能是停滯的和前商品化的經濟,而商品化只能帶來資本主義發展和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分化(列寧,1956\[1907\])。他的繼任者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的”集體化是避免資本主義的社會弊病,同時使小農經濟實現現代化的唯一辦法。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能夠解決資本主義分化的問題,而集體化農業能夠把農民的小生產轉化為高效率的大規模農業經營。

          毛澤東接受了相同的公式和選擇。社會主義的集體化被視作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發展之外的唯一途徑,而對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外的其他鄉村發展途徑的可能性不加認真地考慮;同時,也沒有考慮糊口農業會在商品化或集體化之下持續的可能(毛澤東,1955a,b)。

          中國的學術研究

          毛時代中國的學術研究為上述的經典模式所支配?!胺饨ń洕钡韧谇吧唐坊摹白匀唤洕?,資本主義經濟等同于商品化的大生產。這一模式特殊的中國式結合體是“資本主義萌芽”概念。據這一分析,“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的發生差不多與近代早期的英國和歐洲大陸同時,若不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打斷了這一進程,中國也會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據此,中國歷史被納入了斯大林主義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交替演進的五種生產方式的公式。(另一可能的說法是西方帝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資本主義發展,但這觸犯了多數人的愛國感情。)

          在上述主要的理論信條下,解放后中國農村史研究的第一代學者首先關注明清的商業發展,開展了鑒定主要貿易商品及對其做量性估計的出色研究,尤其重在研究那些長途貿易和城鄉貿易的商品,以此考察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把它等同于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些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研究成果,在80年代終于開始發表。吳承明1985是關于清代商品經濟發展的杰出研究。

          解放后第一代的其他學者努力尋找經典模式預言的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興起。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官方政治理論中,生產關系被認為是馬克思提出的人類歷史上一對主要矛盾(“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中的決定性方面。它設想,要是地主與佃農之間的“封建”關系能被證實讓位于勞資間的資本主義關系,便可成為資本主義發展出現的無可辯駁的證據。出自這一分析框架,學界對明清雇傭關系的發生整理出了很多實證研究成果(中國人民大學,1967;南京大學,1980)。李文治等1983是關于農村雇傭關系擴展最優秀的學術成果。

          在改革的20世紀80年代,研究的重點轉向“生產力”的發展,反映了新的政治理論偏重生產力,認為生產力才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新一代學者開始尋找伴隨著商品化而來的生產率提高的證據。隨著蔓延著的對集體化農業的非議,他們回到他們所能想到的唯一替代途徑:市場和資本主義。如果明清時期的商品化真帶來了農業發展,那么今日的農村也應采用同樣的做法。這一新的學術傾向的突出代表甚至爭辯說,清代長江三角洲總體上的經濟發展超過了“近代早期”的英國(李伯重,1985a,b;1984)。

          關于清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中國學術研究在美國學術界得到了呼應。美國新斯密學派日益普遍的設想之一堅持認為,伴隨著清代市場擴展而來的變遷應視作“近代早期”的發展,相當于16—19世紀英國和西歐的發展階段。這一觀點把中國并入一個通用的現代化模式,而把清史作為中國的“近代早期”史。本書寫作時,關于清代是中國“近代早期”的觀點尚未有人系統說明,主要含蓄地反映在一些著作中,尤其是羅威廉(Rowe,1984)。這個觀點和中國新學術的分歧在于兩者對帝國主義的認識?!敖缙凇庇^點很容易導致認為帝國主義刺激了進一步商品化和發展(“現代化”)(如Faure,1989;Rawski,1989)。這樣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觀點當然不能為大多數愛國的中國學者所接受。

          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有許多值得贊許之處。在我看來,它的成功之處在于無可懷疑地證實了1350—1850年間長江三角洲在圍繞著本書所稱的“棉花革命”的過程中經歷了相當程度的商品化。它也考證了清代社會生產關系的相當大的變化。清代中國城市、工農業中雇傭勞動增長的事實已經沒有疑問了。

          然而新的研究未能證實單位勞動力的生產率和收入有所改進。盡管明清時期出現了蓬勃的商品化,但處于糊口水平的小規模家庭農業一直持續到解放前夕。如同我在別處指出的,華北平原18世紀初至20世紀30年代隨著商品化而出現的經營式農場僅在使用雇傭勞動上類似于資本主義企業,它們明顯地無法在生產率上有任何真正的進展,無論是通過規模經濟、增加投資,還是改進技術(黃宗智,1986)。長江三角洲也是這樣,僅敷糊口的農業持續著,勞動生產率沒有顯著的改進。到20世紀,那里的小農農業生產實際上排擠、消滅了明末以前相當流行的大規模雇傭勞動生產。

          簡單的事實是,斯密和馬克思從英國經驗中做出的預言未在中國發生,也未在第三世界的多數地方發生。糊口水平的家庭農作非但在隨著帝國主義時代和形成統一的“世界經濟”而來的蓬勃的商品化過程中頑強持續,而且它至今仍存在于世界的許多地方。即使在歐洲大陸,尤其在法國,小規模的小農生產也遠比在英國持續得長久(Brenner,1982)。

          我們需要把商品化與質變性發展區分開來。長江三角洲的歷史記載表明,小農經濟能在高度的商品化條件下持續。易言之,小農生產能夠支撐非常高水平的市場擴張。商品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發展的經典認識明顯是不對的。

          兩個現代派別:恰亞諾夫和舒爾茨

          當代小農經濟理論的兩大主要學派是以A.V.恰亞諾夫(A.V.Chayanov,1888—1939)和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1902年生)為代表的。兩個學派都承認現代市場經濟下小農經濟可能持續的事實,從而區別于斯密和馬克思。問題是,如何和為何,以及如果只是商品化不能導致質變,那么小農經濟怎樣才能轉化呢?

          與馬克思、列寧以及斯密相反,恰亞諾夫認為即便是在國民經濟商品化的過程中,小農的行為仍然不同于資產者。他指出,小農家庭農場在兩個主要方面與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它依靠自身勞動力而不是雇傭勞動力,它的產品主要滿足家庭自身的消費而不是在市場上追求最大利潤。因為它不雇傭勞動力,因此難以核算其工資與收益;因為它的投入(家庭全年的勞動力和資金投入)與產出(全年總收獲)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無法衡量其單位生產成本與收益。它對最優化的追求采取了在滿足消費需要和勞動辛苦程度之間實現平衡,而不是在利潤和成本。恰亞諾夫把家庭勞動力使用的終結強度稱為“小農勞動力的自我剝削程度”(第72頁),這一有點不幸的用詞引起很多誤解:“剝削”一詞使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不約而同地聯想到“榨取”勞動力的“剩余價值”,這是經典馬克思主義中關于“剝削”的含義。恰亞諾夫本人并無此意(第72—89頁)。無論如何,一個家庭榨取自身勞動力的剩余價值是說不通的。因而,恰亞諾夫堅持說“小農經濟”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體系,遵循著自身的邏輯和原則(Chayanov,1986\[1925\]:特別是第1—28、70—89頁)。

          這樣的經濟按照一個個家庭的人口周期而分化,不按列寧想象的通往資本主義的模式分化。恰亞諾夫以俄國的小農經濟為例證指出,社會的分化并非來自商品化所帶來的農民分化成富農和農村無產者,而是來自家庭周期性的勞動者與消費者比例的變化。沒有子女的年輕夫婦享有最有利的比例,直至他們不會工作、單純消費的子女的出生。當孩子長大并參加生產,一個新的周期又開始了(同上書,第1章)。

          恰亞諾夫認為,俄國小農經濟改造應該采取的方式既不是斯大林主義的集體化,也不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生產,而是由農民自愿地組成小型合作社。這既能克服農民小生產的弊病,又可以避免大規模集體化農業的官僚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化和壟斷傾向(Shanin,1986:7—9)。

          恰亞諾夫的論點在斯大林主義的統治下被壓制(Shanin,1986;Solomon,1977),要不是在第三世界的許多地方小農經濟至今仍持續著,他的理論也許會隨著他的逝世而消失。恰亞諾夫理論傳統的繼承者首先主要是研究前工業化時期偏僻地區的人類學工作者。他們在人類學領域以“實體主義者”著稱(Dalton,1969),他們指出小農經濟根本就不按現代市場經濟規律運行。在美國,這一理論以卡爾·波蘭尼(Polanyi et al.,1957)及稍近的特奧多·沙寧(Teodor Shanin,1972)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1976)的著作為代表。他們的主題在于論證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同。中國類似恰亞諾夫概念的見之于“小農經濟”理論,據徐新吾(1981,a,b),小農經濟的關鍵是小農家庭中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即“男耕女織”。這一結合被認為頑強地抵御了商品化和資本主義化。

          盡管亞當·斯密認為小農經濟是前商品化的,但他的追隨者總想把世界的一切社會現象納入他的古典經濟學,不限于發達的市場經濟,也包括小農經濟。第三世界小農經濟在20世紀的廣泛商品化助長了這種意圖。同時,美國在商品化和農業機械化的過程中,一直保持著家庭農場的組織形式,從而形成了英國古典經驗之外的另一個農業現代化模式。人們認為第三世界小農經濟也會伴隨現代農業投入和市場交換擴大而出現“綠色革命”。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為這種期望提供了系統的理論支持。他的論點相當簡單:一個競爭的市場運行于小農經濟中,與資本主義經濟并無不同。要素市場運行得如此成功,以至“在生產要素的分配上,極少有明顯的低效率”(舒爾茨,1964:37)。例如在勞動力市場,“所有想要和能夠勝任工作的勞動力都得到了就業”(第40頁)。進而,“作為一種規律,在傳統農業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中,投資的收益率少有明顯的不平衡”(第72頁)。

          簡言之,這樣的經濟中的小農與資本主義企業主具有同樣的“理性”。他們根據市場的刺激和機會來追求最大利潤,積極地利用各種資源。因此,傳統農業的停滯不是來自小農缺乏進取心和努力,或缺少自由的、競爭的市場經濟,而是來自傳統投資邊際收入的遞減。小農生產者只是在投資收益下降的情況下才停止投資。

          改造傳統經濟所需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現代投入。一旦能在保證利潤的價格水平上得到現代技術要素,小農生產者會毫不猶豫地接受,因為他們與資本主義企業家一樣,是最大利潤的追求者。于是,改造傳統農業的方式不是像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去削弱小農家庭的生產組織形式和自由市場體系,而是在現存組織和市場中確保合理成本下現代生產要素的供應(同上書,特別是第8章)。這樣,舒爾茨保留了亞當·斯密關于市場的質變推動力的最初設想的核心,同時又考慮到了小農農業生產的持續性。

          舒爾茨學派關于小農經濟的觀點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中有相當的影響。領導集團中有部分人士把市場化的小農家庭農場看作經濟發展的基礎單位。政治理論從強調想象中的家庭農作的落后轉為強調市場刺激下追求利潤的小農的創造性成就。宣傳機構圍繞著農村改革地區的“萬元戶”大做文章。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的成員甚至提出恢復市場化的家庭農場所帶來的農村生產率的提高,是中國改革時期國民經濟發展的引爆動力(發展研究所,1985:1—22;發展研究所綜合課題組,1987;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1985—1986)。西奧多·舒爾茨本人也成為中國最高層領導的上賓(《人民日報》1988年5月17日)。這一理論處方在寄希望于小農農場而非資本主義農場上不同于亞當·斯密的理論,但它與經典模式一樣,把市場刺激當作鄉村質變性發展的主要動力。

          對舒爾茨與恰亞諾夫學說的反思

          當然,舒爾茨和恰亞諾夫兩人均與一般理論家一樣,把部分因素孤立化和簡單化,以突出其間的邏輯聯系。他們的貢獻在于闡明了上述的各種關系。然而無論何人,如果試圖把中國的實際情況等同于其中任何一個理論模式,都會陷入嚴重的誤識。例如1350—1950年長江三角洲的雇工市場有一定的發展,大約三分之一的農戶在某種程度上外出受雇,同時三分之一的農戶雇用勞動力。我們不能把恰亞諾夫的小農家庭全靠自身勞動力來生產的抽象模式等同于明清時期的真實情況。同時,即使到20世紀,長江三角洲的勞動力市場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短工(日工)。那兒幾乎沒有長工市場,也沒有女工和童工市場,盡管婦女和兒童早已大量地加入鄉村生產。同樣,把舒爾茨包羅所有勞動力的完美的要素市場等同于長江三角洲的實際情況也是錯誤的。舒爾茨及恰亞諾夫的盲目追隨者把實際情況等同于導師們用以闡明某些理論關系的抽象模式,造成了兩個“學派”間許多不必要的爭論。長江三角洲的實際情況是兩者的混合體,包含著兩套邏輯。

          但是,只講長江三角洲的小農經濟包含著兩種模式的因素也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理解商品化本身的歷史過程的實況和原因。對此,舒爾茨與恰亞諾夫的理論均無濟于事。舒爾茨把小農經濟中有著充分競爭的要素市場作為他的前提,至于這個市場是如何形成的,他一字沒提。同樣,恰亞諾夫把小農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當作兩個互不關聯的實體,他沒有考慮小農經濟如何轉化為商品經濟的問題及其對小農生產所起的作用。

          對此最簡單的答案是設想從恰亞諾夫的模式過渡到舒爾茨的模式:滿足家庭消費需要的小農農業生產隨著商品化過程為追求市場利潤的經營式農業生產所取代。然而,這一說法又回到了經典模式,簡單地認為小農經濟被引向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事實上,這一說法在本質上與馬克思的“簡單商品生產”的最初構想相同。這一構想在小農商品生產及交換上做了有用的論述,但是它誤認為小農商品生產隨著商品化的擴展必然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所取代(馬克思,1967\[1867\],Ⅰ:特別是第71—83頁;Mandel,1968,Ⅰ:65—68)。然而,歷史記載表明,在明清時期的長江三角洲,簡單商品生產持續下來并變得日益復雜,但并沒有被資本主義經濟取代,它甚至在經歷了30年的集體化農業和對鄉村商業的嚴格控制之后,于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卷土重來。

          本書與以往一切研究的不同之處在于,認為長江三角洲農村經濟的商品化不是按照舒爾茨的邏輯,而是按照恰亞諾夫的邏輯推動的,盡管恰亞諾夫本人認為他的分析主要適用于前商品化的家庭農場。恰亞諾夫曾指出在人口壓力下家庭農場會如何產生不同于資本主義企業的行為。當邊際報酬低于市場工資,即意味著負收益時,一個資本主義農場會停止投入勞動力。而相反,一個小農家庭農場只要家庭消費需要尚未滿足就會繼續投入勞動力,盡管新投入勞動力的邊際報酬已遠低于通常的市場工資(Chayanov,1986\[1925\]:113—117)。我認為這一行為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理解和描述。小農家庭在邊際報酬十分低的情況下會繼續投入勞動力,可能只是由于小農家庭沒有與邊際勞動投入相對應的邊際報酬概念。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之中,全年的勞動力投入和收成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耕地不足帶來的生存壓力會導致這樣的勞動投入達到非常高的水平,直至在邏輯上它的邊際產品接近于零?;蛘?,如果一個小農家庭擁有比它的農場在最適宜條件下所需要的更多的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在一個已經過剩的勞動力市場上無法找到(或不想去找)其他的就業機會,這個家庭要求這一“剩余”家庭勞動力投入極低報酬的工作是完全“合理”的,因為這樣的勞動力極少或幾乎沒有“機會成本”。最后,即使沒有人口壓力,僅出于為自家干活的刺激不同于為他人當雇工的緣故,小農家庭也會在報酬低于通常市場工資的情況下工作。例如當代美國有很多“夫妻老婆店”式的小生意,就靠使用低于雇工成本的家庭勞動力得以維持和興盛。

          如同我過去的著作(黃宗智,1986:特別是第6—7頁)中提到的,華北的小農家庭通常比依靠雇傭勞動的經營式農場更能容忍較低的邊際報酬。使用雇工的經營式農場能夠把勞動力的投入調整到最佳水平,但是家庭農場無法任意雇用或解雇勞動力,必須在擁有過量勞動力的情況下運作。當這樣的相對過剩勞動力區別于價值為零的絕對過剩勞動力,后者是舒爾茨極力批評的論點(Schultz,1964:第4章)。無法或不愿找到農業外就業的出路時,常常在極低邊際報酬的情況下工作以滿足家庭消費需要。在清代,這樣的勞動力支撐了華北小農經濟的商品化。本書將會說明,在長江三角洲,道理基本相似,小農家庭在土地壓力面前,為低報酬而更充分地使用家庭輔助勞動力。

          我們已知人口增長與商品化是明清長江三角洲農村的兩大變化,但是斯密和馬克思經典模式的影響卻使我們的注意力從尋求兩者間的相互聯系上轉移開來,盡管它們是同時發生的。我們把它們視作分隔的、獨立的過程,只注意尋找我們以為必然與商品化相聯系的質變性轉化,以及與人口增長相聯系的生存壓力。我們沒有想到通過人口增長去理解商品化,以及通過商品化去理解人口增長。我認為這兩個過程事實上是緊密聯系著的。人口增長在明清長江三角洲通過小農家庭農場的獨特性質推動了商品化,同時它自身也因為商品化而成為可能。

          沒有發展的增長

          在進而考察長江三角洲商品化過程的動力之前,我們需要分辨三種農村經濟變遷。首先,單純的密集化,產出或產值以與勞動投入相同的速率擴展;其次,內卷化,總產出在以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的條件下擴展;最后,發展,即產出擴展快于勞動投入,帶來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的增加。換言之,勞動生產率在密集化狀況下保持不變,在內卷化狀況下邊際遞減,在發展狀況下擴展。

          農業密集化是由人口增長推動的(Boserup,1965),但在既有的技術水平下,人口壓力遲早會導致邊際報酬隨著進一步勞動密集化而遞減,也就是我按照克利福德·吉爾茨(Geertz,1963)的定義而稱作內卷化的現象?!癷nvolution”這一概念在我1986年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譯作“內卷”和“內卷化”,但在我1992年的《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譯作“過密”“過密化”“過密型”。本書決定回到原用的“內卷”一詞,理由見筆者為此版寫的《合序》。我使用“內卷”概念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吉爾茨。吉爾茨講了內卷帶來的邊際報酬遞減,但沒有我分析的中心概念——“內卷型增長”和“內卷型商品化”。吉爾茨僅把“農業內卷化”定義運用于水稻生產,我則不然。再者,我認為吉爾茨錯誤地認為水稻產量會隨著進一步勞動投入而無限增長。長江三角洲的水稻產量在宋代已達頂峰,直至引進現代投入。后來的內卷化主要采取轉向更為勞動密集的經濟作物的形式,而不是水稻的進一步內卷化。小農經濟內卷化的程度往往取決于其人口與可得資源間的平衡關系。相對于資源有限的人口密集的壓力會造成過剩勞動力數量的增加以及高度的生存壓力,導致極端內卷化的發生。與密集化和內卷化相比,發展通常不會僅隨著人口壓力而發生,而是伴隨著有效的勞動分工,增加單位勞動力的資本投入或技術進展。

          歐美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農村變遷通常同時伴隨著絕對產出和單位勞動力產出的擴展。因此似乎區分僅是擴大產出的“增長”與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并不那么重要。然而對中國來講,這一區分是關鍵的,生動地表現在解放后30年的經歷,農業總產出擴大了三倍,而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收入幾乎全然無提高。

          本書將表明,解放后的情況實際是解放以前6個世紀中同樣狀況的縮影,農業產出的擴展足以趕上人口的急劇增長,但這主要是通過密集化和內卷化來體現。珀金斯(Perkins)1969是關于明清農業密集化的權威性研究。勞動生產率和單位勞動力收入不是密集化過程中的停滯,便是內卷化過程中的萎縮。

          內卷化必須區別于現代經濟發展,因為它不會把農村引向結構性質變。僅敷糊口水平上的小農生產持續著,甚至隨著商品化、農作密集化和家庭工業的發展更為復雜。如此變遷的前景,遠不是小農生產讓位于大規模生產,而是通過其承受勞動力投入報酬低于市場工資的忍耐力阻礙了雇傭勞動生產的發展。小農生產遠未被節省勞動力的資本化生產取代,而實際上它是通過推動向低成本勞動密集化和內卷化的方向變化而阻礙了發展。

          很明顯,這里描述的內卷型變化能通過家庭勞動力更充分地利用而帶來真正的、盡管是有限的家庭年收入的增長,這就是我所講的內卷型增長的定義,是吉爾茨的“農業內卷化”原始概念中未提及的。農業勞動力通常是季節性勞動力,以8小時工作制的全年性城市就業標準來衡量,它往往是處于未充分就業的狀態。在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遞減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的使用,仍能提高家庭的年收入。這與集體化時期的沒有發展的增長相似:盡管單位工作日的現金收入幾乎無變化,但是由于婦女大量參加有報酬的農活及農業勞動者每年工作天數的增加,家庭的年收入提高了。

          我認為沒有發展的增長與有發展的增長之間的區別分析,對了解中國農村貧困和不發達的持續來講是極其重要的。這并不是說沒有單位工作日報酬增長的發展例子可循,我會時而提到這樣的一些例子。然而由于長江三角洲既有的長期的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有發展的增長幾乎總被內卷型增長取代,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大多成果為農業勞動力的持續擴張吞沒。我們所知的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主要內容是勞動生產率和單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這使得極少的農業人口得以養活全體人口,這也使農業擺脫了僅夠維持生存的生產的地位。根據本書的定義,那樣的變化乃是“鄉村發展”的核心。

          內卷型商品化

          明清長江三角洲的內卷型增長并未采取僅在水稻栽培中進一步勞動密集化的形式。長江三角洲的水稻產量不像吉爾茨的“農業內卷化”概念中提到的那樣,可能無限制地提高。它們在南宋和明代早期已達到高產臺階。自那時至1950年以后開始引進新的投入,水稻產量極少或毫無增長。面對日益增加的(對土地的)人口壓力,人們不得不尋求不同的出路。

          那里所實行的是日益轉向勞動更為密集的經濟作物生產,尤其是棉花和蠶桑。我們過去未能很好地理解這一變化的性質。我將證明這些經濟作物是通過使用更多的勞動力而得以生產的,它們帶來了較高的單位土地面積的總產值,但這是以較低的單位工作日平均收入換得的?;谶@些經濟作物之上的商品性,家庭手工“副業”的增長也是這一過程的組成部分。副業生產通常帶來比“主業”農作更低的單位工作日報酬。它們在某種程度上由成年男子在閑暇時間從事,但在更大程度上由婦女、兒童、老人承擔。這些勞動力極少或根本沒有市場出路。

          由農村生產家庭化支撐的高水平內卷型商品化的結果之一,是家庭農作戰勝了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經營式農業,原因是經營式農場不得不主要依靠按照通常的市場工資付酬的成年男子。一個使用純報酬遠低于通常市場工資的家庭閑暇和輔助勞動力的家庭農場能夠承受遠為高的勞動密集化,以及隨之而來的農場較高的毛收入和較高的土地價格(或“地租”)。這一狀況恰亞諾夫在分析家庭農場與資本主義農場相互競爭中已有暗示(Chayanov,1986\[1925\]:115—117,235—237;亦見黃宗智,1986)。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于手工業。長江三角洲的手工業與近代英國和西歐那些成為后來工業化跳板的茅舍工業圍繞著“原始工業化”問題有很多爭論(Mendels,1972; Medick,1976;Levine,1977;Kreidte等,1981;Ogilvie,1985)。有各種型式被論證,包括茅舍工業是內卷型而非后來工業化先驅的例子。我這里指的是那些成為工業化先驅的茅舍工業類型。的關鍵區別在于,它的勞動報酬令人難以置信地低,以致無法單獨以此維持生存。手工業與家庭農業緊密結合,依靠家庭的閑暇的、沒有市場出路的勞動力作為輔助,而不是替代農業的一柄拐杖(黃宗智,1986:202—204)。

          家庭生產與市場化部門的并存,連同它們不同而又相互滲透的邏輯,產生了一個不能簡單地用舒爾茨的充分競爭的要素市場模式去理解的部分市場化的經濟。這種兩重性從勞動力市場,一直延伸到商品市場、土地市場和信貸市場。

          帝國主義與農村內卷化

          長江三角洲的內卷型商品化甚至在帝國主義的影響下繼續。為供應新型的中外紡織廠而增產的棉花和蠶繭生產,以及因機紗而成為可能增產的手織棉布生產,同樣像明清時期那樣依賴未利用和未充分利用的小農家庭勞動力。當然,農村生產的進一步家庭化為小農家庭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但是仍與以前一樣以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的遞減為代價。就像較早時候的商品化一樣,伴隨著國際資本主義而來的加速商品化沒有帶來質的變化,而只是小農經濟的進一步內卷化。

          這并不是像一些“經濟二元論”(例如Hou,1963;Murphey,1977)所堅持的那樣,農村經濟沒有受到帝國主義和中國城市發展的影響。相反,農村棉花經濟由于棉花、紗、布三位一體的舊有家庭生產單位的分解而根本地被改造了。許多農民把自己的原棉賣給城市工廠,而買回機制紗來進行織布。這樣幅度的變化發生于棉花經濟那樣的基礎性生產領域,幾乎觸及了每一個小農家庭。很清楚,農村經濟經歷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即使是經歷了結構性的改造,它仍然沿循著家庭化和內卷化生產的道路而進一步演變。

          這一事實部分由于對帝國主義的研究中牽連到的感情和政治的因素而被漠視。學者們要么強調國際資本主義的刺激作用來為帝國主義辯護,要么強調它的破壞作用來指責帝國主義。然而在更大程度上,這一事實也為基于英國古典經驗的共識所漠視。本書將提出,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發展并不像經典模式所預言的那樣與農村的質變同步。事實上,近代城鄉間不斷擴大的差距成為革命的號召之一。要分析帝國主義影響下的中國經濟變化的實際狀況,我們應從城市發展與農村內卷化矛盾地同時進行的角度來思考。

          集體制下的內卷化

          內卷化甚至在集體化與農業的部分現代化之下持續。由于解放后的國家政權對商業實行嚴厲控制,農業密集化和內卷化不再采用商品化的形式,但變化的實質內容仍然是內卷化。集體化組織與家庭生產一樣具有容納過剩勞動力的組織特征:它不會也不能像使用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企業那樣“解雇”剩余勞動力。這個問題又因國家政權僵硬限制農業外就業而加劇。無論如何,國家政權是得利于內卷化的,因為內卷化使單位土地面積的產量極大化,從而使國家能征收的數量極大化。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的嚴重遞減并不直接影響國家利益。

          現代投入的引進沒有改變這一根本的狀況,生產率的提高為來自勞動力極端擴張的邊際勞動生產率遞減所抵消,先是由于大量動員婦女參加生產,繼而由于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新一代長大成人,參加勞動。到30年集體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后期,中國農民的大多數繼續在僅敷糊口的生存線邊緣生活,絲毫未接近于與現代發展相應的生活標準。

          由于先驗的經典模式,集體制下內卷化的事實再次被漠視。新的中國革命領導人像斯大林一樣,設想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會導致質變性的發展,同時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毛澤東與馬克思、列寧一樣,設想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發展會不可避免地帶來社會分化,而小規模家庭生產只能是落后和前資本主義的,唯一的道路是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政治理論的力量是如此之強大,而集體化重組是如此之迅猛,以至使我們的注意力從僅敷糊口的農業生產這個基本狀況的延續上轉移開去。

          改革時期

          我將指出,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中,具有長期的最大意義的農村變化是隨著農村經濟多樣化而來的農業生產的反內卷化,而不是廣泛設想的市場化農業生產。關于市場化的設想并非僅是那些認為社會主義一無是處的人所獨有的。事實上,對集體化農業的失望使改革派退回到經典模式的市場道路。他們爭辯說,集體化農業削弱了農民的創造性和創業心。他們認為,市場刺激下的家庭生產會通過質的變化而釋放出這些創造的能量,最好的代表就是“萬元戶”。

          這個官方論調激起了美國輿論界和學術界的回響。市場化的家庭農業立即使人回想起美國在農業現代化中的經驗。對他們的想法更具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東西是,經過30年“毛主義”的激進革命,中國的共產黨人終于看到資本主義方式優越于計劃經濟下集體農業的社會主義道路。一些仍在經典模式影響之下的學者開始去尋找市場化帶來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與農村無產者之間分化的證據。許多人把這一問題簡單地歸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善惡斗爭。

          長江三角洲改革的實際狀況展示了一幅十分不同的圖景:20世紀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引進之后,農業產量并沒有持續增長,只有極少數的農民像經典模式和官方宣傳所預言的那樣致富。直率地講,80年代中期以后的市場化農業在作物生產上并不比在1350—1950年的600年間或集體化農業的30年間干得好。

          我將指明,長江三角洲的關鍵性發展不是來自大肆渲染的個體農業生產和小商業,而是來自鄉村社區的工業和新副業。正是新的鄉村工業化和副業發展才終于減少了堆積在農業生產上的勞動力人數,并扭轉了長達數百年的內卷化。長江三角洲鄉村真正重要的問題過去不在于,現在也不在于市場化家庭農業或計劃下的集體農業,不在于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而在于是內卷還是發展。

          縱觀1350年以來的全部歷史過程,我希望說明長江三角洲的經歷與我們許多的設想相反。一些人設想商品化能夠改造小農經濟,但歷史記載表明商品化的質變潛力會被內卷化覆沒。另一些人設想小規模的小農生產會被大規模的農場取代,但是歷史記載表明這一動力也會被內卷化的小家庭農場淹沒。一些人認為集體化農業是改造小農經濟的方式,但是歷史記載表明內卷化的糊口農業會在集體制下持續。最后,一些人寄希望于隨著市場擴展而來的農村資產階級的上升,但是歷史記載表明真正的質變性發展是通過大多是集體所有的鄉村工業和副業的發展而實現的農業反內卷化。事實表明,無論是斯密和馬克思經典觀點中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論點,還是恰亞諾夫或舒爾茨稍后的看法,均未擊中要害。長江三角洲鄉村需要,并且正在形成一條不同于任何預言的發展道路。要掌握長江三角洲歷史上的鄉村停滯與近年來鄉村發展的根源,我們應該拋棄我們以往的許多認識。

          ——摘自《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華北和長江三角洲鄉村有非常大的不同。較之華北,長江三角洲地區土地所有權變換頻率更低,生態系統更為穩定,經營方式也更加靈活多樣。這些差異,使長江三角洲的農場比華北農場具有更強的應變彈性,也使得兩地對革命的反應有很大差異。

          ——編者按

          華北和長三角地區鄉村對比

          土地所有的穩定性

          商品化如何影響到這些不同的村社類型及其進程?針對這個問題,筆者發現的歷史事實竟是最令人驚訝的。薛家埭等土地的使用情況出人意料地并沒有比商品化程度較低的沙井村變動得更快,而是顯示出十分突出的持續性。

          田底權的變換確實非???,買賣田底權猶如買賣股票、債券那樣頻繁。1940年至少有80名不在地主擁有村里的田底權,最大的是鎮上的許公記米行,擁有26畝田底權,以及松江的顧家,擁有34畝田底權(滿鐵上海事務所,1940:表6)。但是田底權的變換對村莊的生活幾乎沒有影響。買賣田底權差不多總是在兩個不在地主之間進行。有時,田底權的變換意味著農民要換一個地方去交租;但在許多情況下,甚至連這樣的變動都沒有,因為經辦收租的仍是原來的米商。而且,農民們對田底權的轉手毫不在意,以至很難記得這些事情。薛家埭等村民們能在滿鐵調查者面前回憶起的僅有一起田底權的變換,之所以能回憶起是因為那次買下田底權的是同村的農民。顧銘芝是松江縣富戶顧家的一員,本人是縣里首屈一指的不在地主,擁有300畝田底權(其中73畝在華陽橋)。20世紀30年代初,顧氏為了去美國留學而賣掉他的田底權?;蛟S因為當時經濟不景氣,顧氏頗不尋常地把大部分田底權賣給了農民。薛家埭等村村民中那些僅有的田底權擁有者(占耕地面積的13%)就是從那次交易中產生的,他們是西里行浜的陸壽堂(20畝)、陸金堂(12畝)、高長生(8畝)和高良生(5畝),薛家埭的薛炳榮(14畝)和薛培根(14畝)。其余村民們僅占有一些不足一畝的零碎土地,通常就是自己的宅基地。

          在農民們看來,田面權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為這決定誰耕種哪塊地。田面權的買賣受到各種習俗的約束,極少絕賣。在日本人做調查時,薛家埭等村農民只能回憶起兩例出賣田面權的事。1932年,何家埭的何有根窮困得走投無路,把家里四代耕種的12畝地的田面權賣給了高家埭的高金唐和高長生,用所得支付了他母親的喪葬費。1939年,高家埭的高伯唐因連續3年交不起租,把8畝田面權賣給了同村的高全生(滿鐵上海事務所,1940:58—59,195,表6)。

          即使那種附有條件、在若干年后可以贖回的田面權買賣也很少見,村民們也只能回憶起兩例。1935年,西里行浜南埭的陸壽堂以每畝26元的價格(絕賣價為每畝33元左右)將4畝田面權典賣給高家埭的高阿根。同年,許步山橋的楊土生以同樣的價格把6畝田面權典賣給同村的楊味生(同上)。顯然,這里的村民們耕種土地有極大的穩定性,大部分村民一代接一代地耕種同一塊家庭田地。

          由于不了解這種雙層的土地占有制度,許多有關像薛家埭等這樣的村莊的資料都不準確。土地關系被等同于田底權關系,而田面權的擁有者因為租種田底權而僅被視為佃戶。盡管出賣田面權是社會上流行的實際做法,但清代和民國的法律對此均不予承認。天野元之助和他的調查組在幾乎所有的方面都做了細致而內行的調查,但甚至連他們也未能完全把握田面權的性質,從而忽視了一種出租田面權的叫作“混種”的制度?!盎旆N”并不常見,但這種做法證實了雙層的土地占有制的存在。高世根向他的叔父良生租了5畝地的田面權,除了向擁有田底權的地主顧銘芝交納每畝8.2斗的地租,還因租了田面權而向良生交每畝3斗的租。陸海來的情況與此類同,他以每畝3.5斗的租額向屠品山租了3畝地的田面權(調查—Ⅰ—5)。

          華北沒有類似長江三角洲的雙層土地所有制。土地轉手和租佃關系僅涉及單層的土地所有者。一個出賣田地的人可能作為買主的佃戶繼續在原來的地塊耕作,但是在河北東北部這種租約每年須更新一次,在山東西北部的兩年三熟制地區則每兩年確認一次(黃宗智,1986:221)。更常見的是土地買賣后耕作者也隨之變換;所以土地的頻繁買賣也意味著土地耕作者的頻繁更換。下述事例正與薛家埭等村形成對照。米廠村的農民在1937年時回憶起自19世紀90年代到1936年間,村民們買進土地共73例,計538.4畝(全村耕地面積為2237畝);其中424畝系后20年間米廠村開始植棉后進行的交易(黃宗智,1986:111—112)。在種果樹的前梁各莊,農民們能回憶起74例,共達1292.2畝(耕地面積為1564畝)的土地轉手交易(滿鐵,冀東1937c:6—10)。甚至在商品化程度很低的大北關村,農民們也能回想起76例買進土地的交易,在全村2438畝耕地中占402.2畝(滿鐵,冀東1937a:6—9)。在前梁各莊,滿鐵的調查者們還能夠了解到相當詳細的出賣土地情況,達44例,涉及691畝耕地。

          我們沒有可資對照的有關沙井村的資料,但以滿鐵調查者繪制的1940年的該村的土地分布地圖看,田地被分割得非常零碎,土地占有呈流動狀態幾乎無可置疑。即使是同族群體的成員,田地也極少相互毗連。全村1182畝耕地中有426畝(即36%)為外村人占有,大多系附近的小農,其中鄰近的望泉和石門兩村的居民即占了307.4畝(《慣調》,1:附圖;2:464—472;參閱黃宗智,1986:82)。

          這些由村民回憶而匯總的資料是不完全的,但顯然已足夠證實華北農村土地占有和使用的高度流動性。商品化程度低的大北關和沙井兩村與高度商品化的米廠和前梁各莊同樣地顯示出土地占有權的流動性,這提醒我們不能將流動性簡單地等同于商品化。長江三角洲的薛家埭等商品化的程度更高,但土地關系極其穩定,也更證明了這一點。

          生態系統,多種經營和穩定性

          我曾經指出,華北土地占有權的頻繁變換可歸因于這個地區結構性的貧困和生態上的不穩定。艱難的旱作農業區與密集的人口造成了結構性的貧困;這種結構性的貧困繼而又削弱了該地區對天災人禍的承受力。華北的小農猶如處于水淹及頸的境地,哪怕最微小的波浪也足以使其遭受滅頂之災。正如華北的一個村民所說的,一年災害,三年負債;(連續)二年災害,終生窮苦(黃宗智,1986:307)。自然災害是迫使農民出賣土地的最主要原因。從1917年到1940年的23年間,沙井村遭受了4次水災、1次旱災,其中3次水災大到足以毀滅該村一半到四分之三的年收成(同上書:223)。在最壞的情況下,農民們被剝奪了所有的生計,被迫離開村莊流浪。在這樣的農村里,土地買賣頻繁,村民流入和流出的比率也高。

          滿鐵調查者繪制的沙井村地圖所顯示的該村社會結構和居住形態也證實了以上所述的情況。沙井村共有18個族團。1940年時該村7個原有族團只剩下了一戶,而另有5戶是新近兩代才因各種原因而從不同地方移居沙井的:趙紹廷原系順義縣城的居民,因在沙井村有田,于1910年左右移居沙井;小販傅菊是1910年代落戶的;山東來的鐵匠白成志因有姻親在沙井,于1929年移居該村;任振綱系從鄰近的石門村來的,他在原村無處棲身而在沙井有親戚,于1930年左右移居;最后是景德福,也從石門村來,因為在沙井村買了田而于1939年移居(《慣調》,1:附錄)。

          薛家埭等村的農民卻只能回憶起1939年曾有20%的莊稼毀于蟲害,這是本世紀以來該村僅有的一次大的自然災害。村民中無人能記得這里有過大的水、旱災。就像本書第二章所陳述的那樣,盡管長江三角洲并非沒有生態問題,但它的自然條件遠較華北穩定。從1401年至1900年500年間,此地僅發生過20次較大的水災,而華北的黃河卻幾乎年年決口。

          長江三角洲還得益于遠較華北平原肥沃的土壤。確實,這也是使雙層的土地租佃制度可行的條件,因為土地之高產使農民交了雙層地租后尚可有所收益。而這樣的制度在華北卻絕無可能存在,一個佃農交付一半收成給地主后已難糊口,沒有余力去支付另一層地租。

          而且,由于較高的生活水平,長江三角洲家庭農場的活力較強。例如,西里行浜南埭的陸龍順(生于1926年)喪父后不久因無力支付租種的4畝地的田租,只得將田面權交還地主,成為一個“小長年”。如果陸氏生活在華北,幾乎沒有可能從收入中節儉出足夠的剩余來恢復原有的社會經濟地位(黃宗智,1986:210—211)。但陸龍順有幸在當了3年長工后,償還欠租,贖回4畝田面權(調查—Ⅰ—2)。生于1930年的吳余才的故事與此略同:父親去世后,他去鄰村當“小長年”,而他已婚的哥哥則仍耕種家里的田地。余才學會了養鴨,16歲時已精于此道,因此有一雇主以每年多出240斤米外加兩個月假期的待遇誘其離開原來的雇主。余才的養鴨技術使他成為較理想的招婿對象,20歲時便入贅于許步山橋某戶(調查—Ⅰ—4)。

          長江三角洲經濟的商品化和多種經營還提供了其他的就業和上升途徑。許步山橋的楊味生(生于1906年)曾經非常落魄,僅租有兩畝田面權。但他靠農閑時在低洼的水稻田里挖泥鰍(這在江南一帶被視為美味)攢了相當可觀的一筆錢。楊和他的4個十幾歲的孩子天未明即起床,步行3小時到約18公里外的地方,從水底鏟挖泥鰍,每人每天約可得十余斤。然后他們到華陽橋鎮設攤,以每斤泥鰍換2.5—4斤米的價格出售。楊借此收入買下了6畝地(調查—Ⅰ—8)。

          另一例是何家埭的何書堂(生于1917年)。何僅種6畝地,每年3月后便青黃不接,他的補充收入是冬天去鎮上的餐館打工,一月所得相當于80斤米。何還以一元錢100斤的價格買下荸薺,然后挑到松江縣城設攤叫賣,賺20%左右的利潤來貼補家用(調查—Ⅰ—4)。

          諸如此類的輔助性收入并沒有取代家庭農業,而是彌補了農業收入的不足,幫助小農維持了家庭農場。這類收入強化了而非削弱了長江三角洲農村的穩定。

          變化對內卷化

          歷史事實與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的模式相悖。長江三角洲的高度商品化帶來的不是村莊內部資本主義農場主和無產者的兩極分化,而是相反;不是農民的背井離鄉,而是相反。商品化和家庭化使長江三角洲的農場增強了應變的彈性。華北則沒有同樣的條件來減輕生態環境的打擊和缺田少地帶來的影響。

          在這樣的環境下,共產黨組織之所以沒有能夠在長江三角洲動員大量的農村人民參加革命是不足為奇的。盡管這里的租佃率很高,共產黨號召進行一場反“封建地主階級”的農村革命時卻應者寥寥。相反,華北平原的租佃率盡管很低,但農村生活的不安定卻使農民較易響應革命的號召。華北農民對共產黨的擁護在國共內戰中起過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共產黨如果沒有根據社會現實修改了它原先的綱領,革命運動不一定會取得農民的擁護。華北出租的田地不到耕地面積的20%,革命如僅強調佃戶反對“封建”地租,不會得到農村廣大人民的擁護。共產黨組織能夠因地制宜,把抗稅和保衛家園的號召加進他們的綱領之中,這是華北農村革命運動成功的重要因素(裴宜理,1980;黃宗智,1986)。

          ——摘自《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憑借《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黃宗智先生斬獲了1985年的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七年之后,黃宗智先生又以《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一書榮獲1992年的“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以下是黃宗智先生對兩書中已提出,但未充分展開討論的三大問題的簡短思考。

          ——編者按

          《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幾點思考

          在本書結束之際,我想就正文中已提出,但未充分展開討論的三大問題簡短地提出一些推測性的看法。這三大問題如下:產生中國高人口密度的根源,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結構,以及中國歷史上先進都市的“發展”與落后農村的內卷化相伴隨這個似乎是矛盾的巧合。這些討論是我在關于華北的論著中提出的一些看法的延伸(黃宗智,1986:特別見第257—258頁)。

          中國的人口密度

          就現有資料而言,我們無法確知中國是怎樣,以及為什么會有這么高的人口密度??墒歉呙芏热丝趯χ袊鴼v史影響深遠,又是本書分析中的一個中心點,因此哪怕只是純推測性的,我們也必須試圖對這一現象做若干合理的估計。

          我相信平原的中心地帶很早就人口眾多了。從戰國時代(前475—前221)興起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事實上是以高度密集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當時各諸侯國都意識到一國的權勢有賴于龐大的軍隊,而龐大的軍隊則有賴于眾多的人口。齊國(前685—前43)在桓公時期頒有男子20歲必婚、女子15歲必嫁的法令。越國(前496—前65)的勾踐也頒布過類似的政令,如家有30歲未娶的男子、17歲未嫁的女子,父母將被判有罪,多子女家庭則得獎勵(吳申元,1986:24)??鬃?前551—前479)曾經贊揚衛國人口眾多,后來孟子(前372—前289)明確地指出儒學的“仁政”對國家“廣土眾民”的作用。對此,《管子》(由戰國后期到西漢的多位作者寫成)講得最為明了:“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引自吳申元,1986:43)

          在商鞅的策劃下,秦國采用了一套相互聯系、精心規劃的政策來達到上述目的。為了發展小私有者的農業經濟,商鞅積極實行給田宅、免兵役的“徠民政策”,鼓勵人們向渭河流域移民。他又確立鼓勵一家兄弟分家析產的政策,“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共賦”(滝川龜太郎,1960,68:8)。

          這些政策的內在邏輯首先是小土地所有者是募征士兵的最佳來源。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小土地所有者對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的威脅比大莊園要小得多。其次,商鞅似乎有意識地將小農經濟、多子繼承制和高度密集的人口聯系起來。雖然他并未將此邏輯逐字說明,但他要使秦國變為人口密集的國度的目標十分明顯。他對渭河流域的關中平原上土地和勞動力的最佳配合提出了這樣一個模式:“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溪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以此食作夫五萬?!?吳申元,1986:31)這等于每個農夫耕種良田20.7畝(市畝)、貧瘠田10.4畝。100平方里等于900萬小漢畝,即259.2萬市畝(1小漢畝=0.288市畝;吳慧,1985:18;關于大漢畝,參閱梁方仲,1980:547)。其密度已接近于人們估計的漢代每個農夫耕種15畝田(吳慧,1985:128;Hsu[許倬云],1980;寧可,1980a),也接近于18世紀人口云集的河北和山東西北部平原每戶(一般不超過一兩名農業勞動力)平均耕作25畝的狀況(黃宗智,1986:66—67,193—194)。

          讓我在此說明一下這些現象的內在聯系。在一子繼承制下,繼承者只有在父親死后繼承了田產,才能獲得經濟上的獨立。這就可能形成晚婚。歐洲在原始工業化帶來農業外經濟獨立的可能之前,情況就是如此(Levine,1977;Tilly,1978:“前言”)。此外,繼承子以外的其他弟兄都必須另謀生路,這就有可能像原始工業化之前的歐洲那樣使結婚率降低(Weir,1984;Goldstone,1986)。與此相反,多子繼承制使所有的弟兄在經濟上都能獨立,雖然他們的生活水平較低,結婚率卻較高。如在父親在世時就分家,更會促使早婚。早婚和高結婚率當然導致較高的生育率。

          商鞅理想中的小規模農場之所以能夠維持一家人的生計,部分原因是“鐵器時代”新技術的傳播。當時的資料顯示了一個技術先進、高度密集化的農耕制度:鐵犁、牛耕、深翻、灌溉、施肥、輪作等方式均已采用(Hsu,1980:特別是“前言”)。歐洲要到18世紀才有漢代鐵犁那樣的拋物線形翻泥板(Bray,1984:576—587,186—193)。技術的進步與國家政權鼓勵下的早婚、普遍結婚一起促成了人口高度密集的小農經濟。

          秦國的勝利使這種中央集權制和高密度小農經濟的結合在中國確立了牢固的地位。秦以后的各個朝代很大程度上執行了相同的政策。每個朝代在建立初期都試圖遏制大土地所有制,并扶持小農經濟。唐代推行了小耕作者的“均田”制度。明朝政府曾下令回到戰亂時拋荒土地的人民不得占有比本人所能勝任耕作更多的土地。清政府的政策與明代類同,對明末小戶依附大戶以逃避賦稅的投獻進行嚴格的限制(黃宗智,1986:86,257—258)。同樣,商鞅的多子繼承政策到唐代已成為大部分人接受的習俗。被后世奉為楷模的《唐律》包含了各種情況下弟兄分家的詳細條文(仁井田陞,1964:234,245—246)。

          我推測,以多子繼承制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的確立,使早婚和普遍結婚的習俗長期延續,由此促成了較高的生育率。在和平時期“正?!钡乃劳雎氏?,這種社會現實足以使人口的年增長率達1%或更高。中國并不像近代早期的英國那樣,需要等待原始工業化去打破晚婚習俗才達到類似程度的人口增長率。

          我們必須記住1%的年增長率意味著人口在72年間增長一倍,144年間翻兩番。在中國歷史上幾段相當長的安定時期中,人口翻幾番是不足為奇的。從這個觀點來看,1700年至1850年中國人口增長3倍(常被人誤稱為“人口爆炸”)實際上只是中國歷史上幾段和平時期人口增長的長期趨勢中最近的一段。每次增長都因改朝換代期間的戰禍、饑荒而停頓,甚至被逆轉。如此,秦漢時期全國人口可能達到6000萬,但其后幾個世紀中因分裂和戰亂,出現了人口嚴重減少的現象。到唐宋時期再次增長,可能達到11 000萬(Hartwell,1982;并參閱寧可,1980b)。此后人口再次劇降,至明代重又膨脹。1700年至1850年的增長與以往的不同之處在于起始時的基數——15 000萬,而不在其增長率。150年間幾乎增長3倍(至43 000萬;Ho[何炳棣],1959;并參閱珀金斯,1969),只需不到0.7%的年增長率。根據這樣的增長率,103年內人口增長1倍,206年增長4倍(72除以增長率得人口增長1倍所需的年數)。即使與近代以前的標準相比,這也是緩慢的增長率。與中國解放后(Coale,1984)及當代第三世界許多其他國家2%以上的增長率相比就更顯得低了。(當代第三世界各國的人口死亡率因現代醫療技術而大大降低,但人口生育率尚未像發達國家那樣因現代化的社會經濟變遷而下降,所以造成如此高的增長率。)

          如果上述的推測是合理的,那么我們可以說中國的人口變化是由死亡率的升降推動的,而不像近代早期歐洲那樣由生育率的升降推動。早婚和普遍結婚使人口在和平時期不需百年即可加倍,直到死亡率的急劇上升遏制了增長,或使整個人口數下降。與此相反,在近代早期的歐洲,晚婚和并非普遍結婚導致低生育率和人口增長的遲緩,直到原始工業化時期婚齡的提早和結婚率的上升才提高了生育率;而后,隨著進一步的發展,生育率呈現現代式的下降,人們決定較少地生兒育女,人口重又恢復平衡。簡言之,近代早期和近代歐洲人口的變化主要決定于生育率,而中國的人口變化則決定于死亡率。

          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政治經濟

          上面描述的政治經濟結構與中國的歷史學家們所稱的“封建地主制”的社會形態是整體相連的。根據胡如雷(1979)的說法,這種社會形態的一個特點是土地私有和相對自由買賣,不同于中世紀歐洲的“封建領主制”。我認為胡如雷的說法是正確的,而這種特點正是基于秦國積極推行的小農經濟,在秦以后又因各個朝代對小農經濟的扶持而得到延續。胡如雷又指出,“地主制”的第二個特點是土地所有權從其他權力——軍事、行政和司法權力——中分離出來。這也與歐洲的領主制不同,因為歐洲的領主對他們的領地同時享有經濟和其他各種權力。在中國的“地主制”下,國家壟斷了其他權力,因此能克服歐洲領主制下的那種“割據政權”。我認為這個特點也源自秦國推行的小農經濟和中央集權制。

          這里要進一步指出,中國的多子繼承制與“地主制”是緊密相連的。一方面,為了保證地產不致在幾代內被分割,領主制必須靠一子繼承制來維持。另一方面,多子繼承制不可避免地導致土地的零碎分割。但是,人口一旦達到一定的密度,多子繼承制下的小農經濟就需要有一個土地市場以求再生:一個小農如果繼承了不敷家用的土地就必須買田或租田以求生存。

          這個社會制度和中央集權,以及高密度的小農經濟的結合所產生的皇權體制,創建了通過科舉募集官僚的制度,導致了一個特殊統治階層的形成——作為一個身份集團,他們通過考試而享有法定特權,區別于一般“凡人”,而作為一個階級,他們一般出身地主,因為只有地主才有可能脫離農作而晉身科舉。

          西方學術界所使用的“士紳社會”概念(如Eberhard,1965),對我來說與中國的“地主制”概念是可以并用的,兩者只有強調重點的不同。中國的歷史學家強調士紳占有土地和收租(“剝削”)的一面,而西方的歷史學家則側重士紳的服務功能(如Chang[張仲禮],1955,1962),但是兩者在分析中國社會時都主要著眼于士紳及其特點。

          在我所研究的兩個地區中,“士紳社會”或“地主制”看來更適于描述長江三角洲,因為這種說法突出了這個地區的社會上層在擁有和出租土地方面的重要性;而當前西方學術界流行的“皇權中國”(imperial China)的說法則更適于華北,因為那里的租佃制較不發展,而國家機器顯得比地主或士紳更為重要。根據同樣的道理,對華北來說,馬克思主義范疇中的另一個傳統強調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比正統的五種生產方式公式的“封建地主制”更合適。但是我們必須懂得,無論強調士紳——地主還是強調國家機器的作用,也無論是對長江三角洲還是對華北,如果只談一點不及其余是無法恰當地了解其中任何一個地區的。如果不考慮國家機器的作用,就無法理解長江三角洲的“士紳社會”或“地主制”。確實,所謂有功名的士紳是依賴于官僚國家及其科舉制度的。在華北,雖然國家政權的作用要比士紳的作用大得多,但如果不注意為國家政權充當官僚的士紳的特點,對那里的社會也就無法充分了解。這兩個地區的差別在于每一個地區突出一個不同的組合;這兩個地區的相同點在于對它們的理解都必須基于士紳社會——地主制和中央集權國家的結合。

          然而,即使我們將兩者結合起來,對這兩個地區生態系統整體的基要部分也還是難以把握。無論是對長江三角洲還是對華北,我們還必須注意第三個要素:作為士紳——地主制和中央集權國家基礎的小農經濟。高密度的小農經濟是“地主制”的另一面,而附有高密度小農經濟的地主制使集權的國家機器成為可能。以內卷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官僚地主制是華北和長江三角洲的共同之處,把這兩個本來差異頗大的地區連接到一起,使其成為一個統一的中國和統一的國家機器的兩大根據地。

          這種制度能夠長期延續是有諸多原因的。它能夠為前工業化時期提供異常強大的武裝力量,到漢代已形成數以十萬計的軍隊。即使來自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軍事組織的滿族也采用同樣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政權。這種制度一旦確立,就能享有高度的中央集權,不像中世紀歐洲的王室那樣要在“割據政權”下行使王權。由這種制度而產生的科舉制度是一種有特效的鞏固整個結構的制度。不管事實上多么有限,科舉制原則上將社會上層的位置向有才能的人開放,而不問其出身如何;國家機構也由此能將社會上有才能、有抱負的人們吸引到仕途上來。整個體制的結構由此得到更新,不斷有新鮮血液向其中注入。

          最關鍵的因素或許是整個制度賴以生存的高密度的小農經濟,它具有內卷化增長的特點,不僅通過農業生產的密集化,而且通過商品化獲得增長的能力。本書已提及,即使在“傳統”的耕作方法下,水稻的單位面積產量已達巔峰,長江三角洲還能轉向需要更多勞動力的經濟作物,尤其是棉花和桑蠶。這樣,內卷化了的小農經濟能夠維持住頑強的地主制,一種有能力扼殺資本主義農業經營方式的地主制。內卷化了的小租佃農場能通過低成本的、業余的和輔助的家庭勞動力戰勝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經營式農場?;谕瑯永碛?,即使在國際資本主義的沖擊下,這種小農經濟也能在商業性的農作物生產中堅持占據主導地位。

          中國歷史上的城鄉關系

          內卷化下的耕作者所生產的剩余雖然一定遞減,但他們卻能支持龐大而復雜的城市,并供養高度發展的社會上層和城市文化。這種矛盾的現象多未被人理解。人們往往將大城市和先進的城市文化與鄉村的繁榮連在一起。這里要指出,在中國歷史上實際情況正相反。

          在前工業化的農業中,維持生計之上的剩余充其量只占農民家庭生產的一小部分。中國的大城市顯然只能由大量的農業人口所產生的剩余來維持。假設取10%的產出去支持城市,則10萬城市人口要有100萬農民才能維持。一個100萬人口的大城市需要1000萬農業人口的支持(參閱Boserup,1981,第六章)。

          但是,由于勞動力的邊際報酬遞減,當人口密度超過一定程度后,農民家庭的總產出中維持生計之上的剩余會減少。讓我們設想人口密度增加10倍,剩余量會從30%降到10%。顯然,即使每個家庭的剩余非常少,高密度的小農經濟仍能提供較大的絕對剩余從而支持較多的非農業人口1000萬的10%即100萬(如唐代的長安),總是比100萬的30%即30萬(如中世紀的倫敦)大得多。我認為這就是“中世紀”的中國能夠比中世紀歐洲供養更大和更復雜的城市的關鍵所在。

          形成這些城市的動力之一當然是皇權政體下的官僚行政機器,這一點馬克斯·韋伯已做過充分的說明。然而就像本書所顯示的那樣,明清時期小農經濟內卷化進程中的農民之間的交換,尤其是糧食和棉制品的交換,形成了一種復雜的系統。以單獨的小農家庭而言,這種交換是微小的,但是聚沙成塔,這種交換也促成了商業性的市鎮和城市。中國城市化中的商業成分往往被忽視,但是它無疑與行政因素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尤其在明清時期。

          大城市的產生伴隨著農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發展”伴隨著農村的內卷化,正是中國歷史上上層社會文化和農民文化之間具有顯著差別的導因。巨大而復雜的城市使都市的上層文化得到高水平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建立在農村內卷化的貧困之上的。

          同時,正因為國家政權和農村人口都依賴農民微少的剩余,才加劇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當人口密度增加,隨之出現邊際報酬遞減時,這種緊張關系就更甚。當天災人禍威脅農民生活時,國家政權的攫取和小農生存之間的微妙平衡也受到威脅。剩余的任何一點減少都會同時威脅到國家機器及農業人口的生存。人口密度越高就越是如此,因為人口密度較低,生存以上剩余比較大。這或許就是中國歷史上國家政權和農民之間產生頻繁和劇烈沖突的原因之一。

          中國近代以前的城鄉差距因帝國主義入侵,以及其后自上而下的工業化而進一步擴大。沿海城市和大都市首先開始了“發展”,在外國資本或中國政府的投資下,出現了近代的工業、運輸和交通;而農村則繼續內卷化。小農經濟的內卷化及其提供的大量廉價勞動力恰恰是那些富有生氣的工業得以繁榮發展的原因。新型紡紗廠依賴低報酬的小農勞動力來生產原料和加工織布,新型繅絲廠依賴同樣的勞動力來植桑養蠶,諸如此類者甚多。城市的發展與鄉村的繼續內卷化,兩者的互相聯結使原已存在于城鄉之間的鴻溝更加擴大,由此形成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的一個問題。

          城鄉差距對了解中國“近代”都市史也極其重要。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認為工業無產者是社會最底層的被剝削者。然而,與生活在城鄉之間的大量“半無產者”,諸如臨時工、小販、流動手藝人相比,近代中國的工廠工人已屬特權集團。這些出生在廣大貧困農村的“半無產者”比正式的工廠工人收入更低,他們不是馬克思主義概念中的“流氓無產者”或失業游民,而是次于無產階級的勞動人民。這是一些生活在城鄉之間的人們,既干農活,也到城市工作,為城鄉生產一些小商品。這些人大量并持續地存在或許是近代中國城市(以及人口密集的第三世界城市)和近代歐洲城市的顯著差別之一。對于這些人的影響,在近代中國都市史領域內尚未做系統的研究。正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撰寫博士論文的盧漢超將論證產業工人如何組成上海新的“小市民”中的相對特權階層。

          當前中國政府對農村政策的抉擇,須從城市向農村索取、城市發展建筑在農村內卷化這個由來已久的歷史傳統去考察。其奧秘在于通過擴大人口去擴大剩余的絕對總量,而無視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的持續遞減?,F在這項長期的政策已開始得到扭轉,由于鄉村工業化和農業的反內卷化,農村人民的剩余開始有了提高。問題是國家政權和城市部門是否會讓鄉村部門將剩余留作自身的投資和發展之用。

          ——摘自《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沒有發展的增長”是黃宗智先生首創的用于描述20世紀中后期長三角地區農業發展的術語,指的是沒有單位工作日報酬增加的產量增長?!皼]有發展的增長”不是單一密集化的結果,而是發展和內卷化同時發生的結果。從資本化而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幾乎全為過度勞動密集化的損失所抵消。發展是被內卷化取消的。

          ——編者按

          沒有發展的增長

          沒有發展的增長

          農業盡管有著上述非??捎^的進步,但約談的農民們都明確知道單位工作日的報酬幾乎沒有增加。高家埭的中年農民高友發明白地指出:除了“大躍進”到1962年的反常時期,從集體化的最早時期起,每10分工的價值總在0.90元至1.00元之間徘徊。為什么?因為“雖然產量增加了,但人口也增加了”。

          當然也存在著因氣候條件、技術變化、資本投入、價格調整之類引起的小的波動,所有這些均影響著作物產量。然而這些擺動的幅度極少超過總產量的20%,而且某一因素的變化常為另一因素的變化所抵消。然而一個兒子或女兒滿了16歲而參加勞動,對家庭收入的影響是立即而又明顯的,遠超過那些外來因素所引起的變化。

          這就是為什么約談的農民們被問及家庭經濟何時最寬裕時,總說是當他們的孩子開始掙錢但還未分家的時候。例如高世堂(1925年生)說他家最好的時期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的10年,因為那時有4個全勞力:他本人、他妻子、他的養女,和1965年入贅他家的養女婿。1967年和1968年添了兩個外孫并未真正影響到他家的經濟情況,因為家中仍有4個掙錢的人;真正的沖擊是在1974年,因他女兒和女婿分了戶。陸關通(1919年生)講了基本相同的經歷,20世紀60年代中期之后當他的孩子(除了大兒子在1963年結婚后外住)一個接一個地成為勞動力(1966年二兒子,1968年三兒子,1970年二女兒,1977年四兒子,1981年五兒子)時,他的日子好過了(盡管在政治上倒了霉)。即使在1975年和1977年二兒子和三兒子先后分家出去,他在經濟上仍很寬裕,因為家中有好幾個掙錢的人。

          年輕得多的高友發(1937年生)只是在近幾年由于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均未婚在家)成了勞動力,家境才好轉。吳虎根(1917年生)也是同樣。雖然他的兩個大孩子早夭,第三個在1983年結婚,但小夫妻仍與他住在一起。他告訴我,他日子好過是因為他家有“4個人干活,4個人吃飯”。吳根余(1917年生)同樣說最近因他的女兒開始在大隊鎖廠做工而家境好轉。他的一個兒子(生于1968年)在訪問時也已快到開始掙錢的年齡。

          這樣的例子多得很。在12個被問及此問題的農民中,只有兩個講了不同的經歷。何金林(1933年生)是個經常抱怨的人,他說他的日子從未好過過,因為他的父親(死于1965年)和前妻(死于1980年)病了很長時間,家里只有他一個健康的人(另外,1984年他的長子分了家)。何奎發(1925年生)的記憶力已開始衰退,他說他家最好的日子是在責任制實施以來。然而他的陳述與大隊記錄的他家的收入資料相矛盾;我只能推斷他是想表示擁護當前政策來討好大隊書記。所有其他人都突出了他們子女參加勞動從而改變了家庭就業結構的時期。沒有一個確定技術突破或政策改變為他們家庭經濟境況轉變的主要因素(調查—Ⅱ—3,6,8,9)。

          當然,這些農民所認為是當然,但沒有提及的是只有在集體化經濟下家庭收入才會由勞動力決定,而不是由家里擁有的財產決定。正是集體化和工分制的實施才使中國的實際符合于恰亞諾夫在20世紀20年代強調的關于革命前俄國的“人口分化”模式:農戶的富裕程度取決于家庭的生命周期和變化中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關系(Chayanov,1986\[1925\]:第1章;亦見黃宗智,1986:11—12)。一戶人家在其子女達到一定年齡并工作時,經濟狀況達到頂點,并持續到子女結婚分家。然后這一周期再從頭開始:新的家庭在孩子逐漸長大和消費增加的情況下經歷了經濟狀況的最低點,直至孩子參加勞動并開始掙錢。

          農民的陳述可用工分值的資料來核實?!肮ぁ笔怯靡院饬恳粋€10分勞動力的典型工作日,約六小時。播種和收獲時期的長時間工作和重活,根據生產隊記工員和會計(通常與農民一起勞動并十分熟悉實際的工作狀況)的實地觀察,可算雙工,甚至3個工。工分值在扣除生產支出后算出,是種純收入的衡量,而非毛收入。在缺乏更精確的資料的情況下,這是集體化對農民單位工作日收入的最好的衡量。當然,一個勞力的年收入也取決于每年干多少日子,而一個家庭的年收入更取決于其他家庭成員(尤其婦女)干活的天數。然在集體化時期這些方面幾乎沒有變化。當價格穩定,生產隊除了農作物以外很少有其他收入時,它亦可作為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指示器。

          表11.4顯示了1965—1983年許步山橋的工分值。如前所述,這一計量資料確認了農民的陳述:在集體化的多數年份,工分值實際上在一元上下擺動。1970年是個明顯的例外,這一年許步山橋大量削減單季稻面積(從112.9畝減至36.8畝),大量擴展雙季稻面積(從81.5畝增至138.1畝)。這一轉向密集化種植制度的變化要求增加勞動力投入,生產隊社員的總工分因此由18 629躍至21 067,增加了13%。然而總產量并無相應增長——造成隨著這樣極端密集化而來的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結果。生產隊僅在它對三熟制取得更多經驗后才得到較佳的效果。1975年至1977年間,工分值再次跌到一元以下,但這次是由于農業之外的原因。在1974年之前,生產隊社員通過幫助裝卸建房用土的農業外就業掙錢,但當建筑業轉向使用工廠制成品時這一就業機會就消失了。

          然而,我們不應錯誤地根據上述情況推斷松江所發生的是增加勞力投入和提高產量一對一關系的直線式密集化的簡單狀況。事實上,那兒有著無可辯駁的資本化和發展的證據。改進水利、機耕、化肥和新品種均有助于提高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在不同的情況下,很可能會出現勞動報酬增加的真正的發展。

          但是,這些現代化投入的引進伴隨著極端的勞動密集化,而后者不可避免地導致邊際報酬遞減。雙季稻通常要求雙倍勞動(和資本),但并未帶來雙倍產量。另外,早稻遠不如單季稻值錢,部分是因為當地消費者喜歡粳米而不吃秈米。晚稻的稻草又不如單季稻的稻草適用于制作副業產品。因此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大力推行全盤三熟制,無可避免地帶來了單位工作日平均報酬的降低。

          小麥和棉花種植的某些改進中的情況也同樣如此。例如種植小麥時開掘地下排水道當然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但這是在投入高度密集的勞動代價的情況下取得的。這樣的密集化和三熟制一樣帶來了勞動邊際報酬的遞減,故也可稱為內卷化。

          內卷化的事實可以見證于20世紀80年代華陽橋種籽場大隊的一些改革。上級領導一旦同意優先考慮“經濟效益”而不僅是以總產量為目標,大隊很快就決定停止種植雙季稻。這符合經濟上的考慮。雙季早稻的產量通常低于單季稻20%左右,因為20%的耕地用作晚稻秧田;而晚稻的產量仍然低些,這是由于第二季作物的收益遞減。人們可指望雙季稻和冬大麥的總產達1600斤至1700斤,而單季稻加小麥為1300斤(800斤稻、500斤小麥)。這個產量上的差別實際上僅值24元至28元。為了這一點的增產,生產隊需投入10元以上的肥料和種子,以及20工以上的人工。顯然,僅在增加的勞動力的機會成本非常低的情況下這個做法才可取。機會成本一旦隨著農村工業化和農業外就業而上升,雙季稻的種植便不再是合理的。于是,一旦政府在1984年放松對種籽場大隊的征購要求,大隊便熱情地“選擇”了停止實施三熟制(調查—Ⅱ—21)。

          這樣,沒有單位工作日報酬增加的產量增長不是單一密集化的結果,而是發展和內卷化同時發生的結果。從資本化而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幾乎全為過度勞動密集化的損失所抵消。發展是被內卷化取消的。

          我們有必要區分這些重疊的但又是分開的現象。集體化如果沒有與人口增長相伴隨,會在中國農村產生怎樣的結果?20世紀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水利項目多半仍可能建設;那些勞動力到底主要來自動員婦女工作和動員男女農閑時參加基本建設,而不是得自人口增長。20世紀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內卷化的三熟制是解放后的新生人口劇增所推動的。要是五六十年代的成就有機會在沒有人口過剩和過度勞動密集化抵消作用的情況下充分發揮作用,長江三角洲農村很可能會成功地脫離不發達的貧困。從這一角度來看,30年集體化的經歷縮短和重復了自1350年至1950年6個世紀中沒有發展的農業增長的狀況。

          ——摘自《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無論在華北還是在江南,明清以來的中國鄉村長期存在人口過剩的問題。大量人口無法在農業外獲得就業機會,只能投入土地面積極為有限的農業勞動的“內卷”中??上驳氖?,改革開放前后江南鄉村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農業外就業。黃宗智先生稱這一現象為“去內卷化”,他還極為敏銳地探討了農業外就業的增長及其影響。以下是黃先生的分析。

          ——編者按

          農業外就業的增長及其影響

          鄉村就業的等級

          農業外就業令人驚異的增長,在國家統管村莊人口的強制政策下,使農村中發生了顯著的社會分化。資本和報酬不同,獲準工作的難易程度和職業的社會地位不同,使每個半農半工的村莊中都有區別精細的職業等級。國營企業的職位是這個階梯的最上層,就業于這類企業的人必須受過高中的教育或具有專門的條件。其次是公社或鄉一級的單位,工資和福利條件不如國營企業,但仍優于干農活,一般要求初中文化程度。最后是大隊或行政村辦的企業,工資福利條件有時與種地相差無幾,但工作較為輕松,收入也較為穩定,這些工作一般要求小學文化水平。最低等的是種地,又苦又累,報酬極低,又常受天氣變化的影響,務農的青年男女一般無須很多正規教育。

          解放后華陽橋種籽場各村只有一人通過全國高考進入大學:薛補林,他在1966年考入南京機械學院。畢業后他到松江的一家工廠當工程師,戶口也因此轉去。

          取得城市戶口的另一種體面途徑是考入中等??茖W校,通常是師范學校。例如,薛春華進入上海市第四師范學校,畢業后分配到松江縣方塔小學任教。張金龍也是從一所師范學校畢業后成為公社小學的一名教師的。到1985年為止,共有5個村民通過這樣的途徑獲得城市戶口,可稱是這些村莊中的“佼佼者”(調查—Ⅲ—5,21;附錄表D.5)。附錄表D.5羅列了取得農業外工作的不同途徑,總共是185份工作,但是其中有5份未能確定其人如何取得職位。下面的論述中所列的數字包括已經遷出者和臨時工。

          村民們也可能通過專門技術的考試而進入國營企業。馬大龍因砌磚技術成為松江建筑工程隊的正式工人,因此成為這些村莊中唯一通過這種途徑把戶口遷出村莊的人。還有3人因專門技術成為國營單位的合同工,例如木匠何秀根在上海市703工程隊得到工作,但與其他合同工一樣,他的戶口仍留在村里(調查—Ⅲ—5,21)。

          截至1986年,國家允許國營企業的職工可有一名子女頂替。1986年9月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已經取消了這種做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1986:66)薛家埭小隊的周建華和奚秀芳根據這項規定頂替了他們的父親,進入松江縣工藝品廠。一共有6個村民循此途徑獲得國營企業的工作,他們也因此繼承了城市戶口(調查—Ⅲ—5.21)。

          國家還優先給予老干部全民單位的職位。何順余曾任大隊黨支部書記,“落選”后被安排到縣水利工程隊工作。種籽場的黨支部書記何勇龍在松江公路公司得到一份正式工作,得以將戶口遷出村莊。另一名復員軍人也優先得到一份正式工作(雖然我們將看到大部分復員軍人分配到較低的工作)(調查—Ⅲ—5,17,21)。

          到1985年為止,薛家埭等村總共有26名村民通過上述各種途徑進入國營單位工作,其中21名獲得附有城市戶口的正式職位,內有9人搬出村莊,其余的仍住原村。

          村民們可通過類似上述途徑取得公社級的工作,即通過考試(80人中14人)、專門技術(8人)、照顧復員軍人(5人)、照顧老干部(1人)和頂替(1人)。但是他們也可以通過公社黨組織下撥的名額取得工作,因此比獲得全民所有制的工作要容易。這種按名額分配的過程叫作“組織安排”。這種分配一般按照正規原則進行,有多種考慮。舉例說,家里已有兩三人務農的農戶可能得到優先考慮。薛家埭生產隊1982年得到5個印刷廠的招工名額時就是按這種方案分配的。有時生產隊會給予困難戶以特殊安排。帶著3個孩子的寡婦張八妹即是因此在1980年進入襪廠工作的。聾啞的陸水芳在1985年優先得到一份服裝廠的工作??偟膩碚f,80個獲得公社級工作的村民中有21人是這樣“根據具體情況”得到分配的。

          農業外就業的最低層次是大隊級工作。這種工作一般不需要通過考試,小學文化程度就夠了。這些工作大多按正規原則分配,例如1982年大隊在每家愿意去鎖廠的農戶中抽一名到隊辦廠工作。在隊辦企業中工作的72名村民中有58人是這樣得到他們的工作的。

          “走后門”

          村民們認為所有上述取得農業外就業的途徑都是正當的,統稱為“硬出去”狹義上這個詞系指把戶口遷出村莊,但廣義上它也包括任何在村外找到工作的人。。但是在工作等級鮮明的情況下,他們也都費盡心思,采用非正規的手段獲得農業外工作。華陽橋種籽場的村民們稱這種利用關系取得工作的途徑為“鉆出去”。

          在國營單位有正式職位的23名種籽場村民中有2名村民,干臨時工的8名中有3名村民,是通過私人關系而非正規途徑取得工作的。例如何書堂是通過一個朋友獲得他在縣良種場的正式工作的。又如松江郵電局的臨時工陸桂泉、縣軋花廠臨時工陸明強,都是通過朋友關系得到工作的。在松江衛生學校當臨時工的張正云則是通過他的姐夫找到這份工作的(調查—Ⅲ—5,17,21)。

          社辦企業的工作也常通過親友說情取得。20世紀80年代這些村子里最有權的是薛會林。他在建筑隊里當了6年的臨時工之后升為班組長,有權雇用短期的工人。1984年他雇用了6個同村人在他的建筑隊里當臨時工。在社辦工業中有正式工作的72名種籽場村民中,24人是通過關系“鉆出去”的,而8名臨時工中有3人同樣是走后門進去的。

          大隊級的工作中走后門的現象較少,這無疑是因為它的吸引力不如高層次的工作,同時也因為大隊這一層次的社區內人們的關系比較密切,對濫用權力是種限制。72名大隊企業的工人中只有2人明確是通過私人關系“鉆”進去的。陸明華在附近興隆大隊的工廠中得到一個較輕松的職務,靠的是他的父親——當過多年西里行浜生產隊隊長的陸海堂。海堂還為他的兄弟海來在隊辦的磨坊中安排了一份輕松的工作(調查—Ⅲ—5,17)。

          因此,通過拉關系得到工作的事情主要發生在公社一級。一方面,很少有農民會與國營單位有關系,從而“鉆”出本村。另一方面,公社級的企業與村莊有足夠的聯系,但又有一定的距離,不至于難開后門。種籽場各村180個可能確定獲得途徑的農業外工作中有36個是通過后門獲得的,其中29個是社辦企業的職位。

          城鄉差別

          工作的等級差別在村民中注入了新的價值觀念。大家都知道,只有村里最優秀的人才才允許遷出戶口;只有能力技術最低劣的或沒有“關系”的才留村種地。

          農業本質上是艱苦而又易被人鄙視的工作。農忙季節的活足以使人累斷筋骨。干農活的人還不得不挑糞、施糞而飽受其惡臭,必得赤腳下泥田,手腳嵌滿臟物,皮膚永遠被曬得黝黑。以中國人的審美觀來看,一個15歲的尚在上學的少女與她已在田里干了幾年農活的姐姐相比在外貌上有驚人的差別:一個皮膚白嫩,看上去與城里人沒有區別;另一個黑膚裸足,一副“鄉下人”的樣子。到了中年,經年累月的艱辛農活,加上長期曝曬,使差別更明顯。

          毛澤東思想曾試圖扭轉這種觀念。農民的身上也許有牛屎,但他們的精神比城里人干凈得多。只有勞動人民才會有真正的階級感情,而知識分子只有經過長期努力才能真正與他們打成一片。革命分子必須與農民同生活、同勞動,才能改造自己(毛澤東,1964\[1942\]:853)。

          然而,盡管革命的宣傳大講城鄉之間、工農之間、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三大差別”,但在具體政策措施上卻一直偏重城市和城市居民。國民經濟戰略投資長期重城市工業、輕農村生產,使城鄉差別進一步拉大。國家政策又按照正統馬克思主義偏重無產階級的觀點,在工資和待遇上優待產業工人,使他們的工資、待遇遠在農民之上。其結果之一是在解放初期,社會主義的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人們大量離開農村,導致1958年對戶口的嚴格管制。盡管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年代政治宣傳中說了許多親農民的話,但國家實際上仍一直嚴格地限制農民進入城市。

          生活在這種等級社會結構中,農民幾無例外地認為農村生活遠不如城市。父母親逼著子女像城里人那樣用功讀書,希冀他們有朝一日脫離農村生活的苦海。那些終于有辦法離開村莊的人都被人羨慕不已,并成為人們追求的婚姻對象。最受歡迎的是在社辦工廠工作的人。農民們對國營企業的職工懷有一種不敢高攀的矛盾心理,在他們看來,這些國營單位的職工地位太高,絕不會與一個普通農民結婚。而且,最實際的問題是婚姻并不能改變配偶的戶口。因此一個農村戶口的配偶若勉強住在城鎮,將得不到糧、油等票證,也不能在城市分到房子。結果是,夫妻中有一人在農村的,夫妻倆只能住在農村,對那位戶口在城鎮的配偶來說,生活就下降了一個層次(調查—Ⅲ—6,16)。

          我所約談的村民們幾乎毫無例外地說中青年里沒有人是不愿意離開村莊的。當被問及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時,他們異口同聲地指出這是因為農業外工作工資待遇高,工作條件輕松,并且有保障。但是人們從這樣的談話中得到一個印象,即這些物質上的東西只是其中的部分理由。事實是像薛家埭等這樣半工業化的村莊中,城市官僚制度對待鄉村生活的態度已使農民的心理狀態潛移默化了。例如一位30多歲的昔日的農婦,離開了村莊之后,很快認同鎮上的人的觀念,覺得赤腳或在陽光下曝曬是十分低下的事情?;卮逄接H時,她必定要穿著鞋子,打著太陽傘。從她的觀點來看,她堅決不會再讓皮膚像農民一樣地曬黑。

          當我一再問及是否有人不愿意離開村莊時,約談的村民們舉出陸茂園的妻子談美娟(1949年生)。談顯然是個文盲,似乎是新教育制度的遺漏者。她非常怕羞,對村外的世界懷有恐懼感(調查—Ⅲ—9)。

          總而言之,“半農半工村莊”主要是國家政權強制下的產物。除了年長者,村莊大部分人并非自愿住在自己的村社里,而是被國家政權強行圈定在內。幾乎每個人都在翹首盼望“較好的”農業外工作和城鎮生活。他們談論從村莊“出去”,對憑自己本事出去和靠拉關系、走后門出去都表示同樣的羨慕。

          過去的村民中也有一種“街上人”高人一等的意識。但同時村莊又有一種強烈的自我認同感,將“我們”與“他們”、村里人和村外人區別得清清楚楚。村莊的認同感還因為家族和村社的多種紐帶而得到加強。過去離開村莊的人大多是因為走投無路而非另攀高枝,也使村莊加強了自我認同。那些離開村莊的農民并非像今日那樣因有特殊成就或關系而飛黃騰達,而是因為無法維持生計外出當長工或游販。那些見到鄰居或親戚不得不離開村莊,而自己尚能設法留在村里的人常暗自慶幸。那些長期在村里居住的老戶,對新來寄居、因各種原因背井離鄉的人懷有明顯的優越感。像西里行浜的金姓,或薛家埭的張姓,都是經過好幾代才被村莊的社團接納的。但這些都已成為過去?,F在那些離村者是優勝者,因為村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設想為好的,過去雙重性的優越和卑劣感也隨之消失了。今日半農半工村莊中的農民盡管生活條件有所提高,但連他們自己都覺得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

          半農半工村民的地位,就像村辦和鄉辦企業的地位一樣,是在官僚制度下工業發展的喜亦憂的結果。說它是喜事,是因為長期以來第一次農民有機會擺脫農業生產的內卷化而真正提高人均生產率;說它令人擔憂,是因為它把農民地位降低到官僚制度強加的社會經濟階梯的最底層。

          村莊和家庭的內部分層

          不同的工作層次也給村莊內部帶來了社會地位的差異。村莊社會的最上層是在國營單位工作又有城市戶口的人。(華僑們常常會因為他們在農村的親戚向他們夸耀家里有城市戶口的成員而感到困惑不解。)1985年華陽橋種籽場各村共有14人享有城市戶口,他們或是仍住在村子里,或是定期回村探親(附錄表D.4)。國營單位職工之下是在鎮上社辦工廠工作的,再次是在隊辦工廠工作的。最下層是留在村里干農活的,三分之二是婦女,大多是中、老年婦女。

          1985年種籽場的308個勞動力中有172人在農業外就業,這種差別幾乎影響了村里的每家每戶。它影響到男女關系,尤其是當丈夫在農業外的單位中干“上等”的工作時,進一步強化了他與妻子之間的不平等。它也加深了代溝: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在農業外就業,而沒有文化的老一代則只懂務農。婆媳關系即使在最好的環境下也是難題,在這種形勢下就更緊張了。

          解放前當媳婦的在許多方面都處于村內最底層。離開娘家到陌生的夫家,在婆婆的擺布下生活。不少村民們說,過去當媳婦的總是家里第一個起床,點火做早飯的。家里的馬桶一般也由她來倒(調查—Ⅲ—16)。

          農業集體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種情況。雖然婦女的工分通常算在男性家長名下,但她們仍從中看到了自己的經濟價值。從當婆婆的觀點看,這種變化是一種混合的“福音”。她一旦退休,在家里的地位便弱于年輕的媳婦。根據集體制計工分標準,退休者沒有任何收入。年老的婦女們因此困在期望與經濟現實的矛盾之間:她們年輕時曾曲意侍奉婆婆,當然也希望她們的媳婦同樣地對待自己,然而經濟的現實卻把她們放在從屬的地位。受過新式教育又有經濟獨立感的年輕婦女們不會像昔日的媳婦們那樣易于擺布。當年輕的媳婦在經濟上要供養退休的婆婆時,兩者地位的優劣就更明顯。

          如果婆媳的工作不同,問題就更嚴重。一個青年婦女初中畢業后取得社辦企業的工作職位,一定會自視為村里的佼佼者之一。她通常不懂農活,在衣著打扮上像城鎮居民而不像農民。而且,她現在直接從企業領工資,自己口袋中有錢,不再是年終分紅時從父親或丈夫手里討錢用,這就更加強了她的經濟獨立感。在這樣的青年婦女的心目中,婆婆不僅依靠她吃飯,社會地位也比她低。

          這種形勢使本已緊張的婆媳關系更難處理。農民們說婆媳吵架是村里最大的社會問題;干部們說調解婆媳爭端是老的生產隊長和婦女主任們的主要社會任務。在我調查的31例婆媳關系中,村民們把其中9例定為“不好”,12例定為“可以”,只有10例被他們聲稱是“好的”。解釋婆媳關系良好的最普通的理由是“媳婦有良心”。值得注意的是,在這10例好的婆媳關系中,6例是在華陽橋種籽場諸村中最“落后”的許步山橋,該村村民中得到農業外工作的比例最低;而在3個生產隊中最“工業化”的薛家埭只有1例良好的婆媳關系(調查—Ⅲ—14,15,17)。

          這種緊張關系也已經影響到了家庭結構。種籽場各村的老人中體格最強健、頭腦最清楚的楊壽根(1910年生)說,過去父母老了一定和兒子們吃在一起;如果老夫妻有幾個兒子,則通常和最小的,一般也是最遲結婚的兒子同灶吃飯。但是現在因為婆媳關系緊張,老人們常常獨自吃飯。由于舊的倫理觀念要求子女照顧老人,故一對老夫妻只有一個兒子的話,他們很可能仍一起吃飯。但是老夫妻有一個以上兒子的通常都分開吃飯(調查—Ⅲ—14)。薛家埭生產隊的4戶獨生兒子的家庭中有3戶是合在一起吃飯的,而9戶多子家庭中則有5戶是分開吃飯的。在許步山橋,兩戶獨子家庭都一起吃飯,而6戶多子家庭則有3家分伙。在西里行浜,6戶多子家庭仍合在一起吃飯,7戶獨子家庭卻有2戶因婆媳關系太壞而分伙(調查—Ⅲ—14,15,17)。

          陸根山(1912年生)、平亞娟(1919年生)這對老夫妻的故事多少說明了上述論題。1970年根山在公社印刷廠的食堂里得到一個當廚師的職位。十余年后當他面臨退休時有兩種選擇。他或是退休,拿40%的薪水,或是放棄退休的待遇而讓一個孩子頂替。根山回憶說,幾乎每個人都勸他不要放棄退休待遇,但他考慮到4個兒子中最年幼的茂生身體孱弱,最后還是犧牲了自己的收入而讓茂生頂替了職務。老夫妻倆與茂生夫妻倆住在一起,期望兒、媳會照顧他們的晚年。

          但是,根山和他的老伴卻未能與兒媳謝雪芳(1957年生)融洽相處。彼此的關系壞到老夫妻倆希望分居以避免沖突。但是雪芳不同意這樣的安排,或許是因為她習慣于利用兩位老人替她照管孫女玉蓮(1982年生),或許是她不情愿失去老人們領的口糧(婆婆常在附近的女兒家吃飯),或許她只是出于惡意。因為小夫妻倆是法定的戶主,地方派出所不得他們同意不批準分戶。

          1985年時兩對夫婦的關系已糟到不能在一起開伙。結果他們做了這樣的安排:由婆婆為大家燒飯,而菜食則由兩對夫婦分燒分食。這豈不尷尬?根山回答說,這是走投無路下的“急辦法”。過去是媳婦最早起床為全家做早飯,現在輪到當婆婆的干這些事了。過去媳婦為全家倒馬桶,現在是各倒各的。至于男人們,許多退休的如根山那樣也洗衣燒飯,雖然還不至于倒馬桶(調查—Ⅲ—16,17)。

          我們在華陽橋見到的是一種農民的舊世界與產業工人的新世界相互交會而形成的社會關系模式。盡管有農業外就業,家庭仍舊是基本的經濟單位。新出現的是年輕獨立的拿工資的工人,最突出的是那些從工廠里直接領薪的青年婦女。但舊的習俗仍然存在,例如年輕人有責任照顧老一輩、男人高于女人的舊意識。新的情況是這些舊倫理正日益受到壓力,尤其表現在婆媳關系上。對于像陸根山這樣的老人來說,突出的問題是既無法求助于舊的價值觀念,也無法受益于新的退休福利制度。有人無疑會爭辯說今日中國的社會和家庭基本上仍是“傳統的”或“中國式的”,也有人會強調說所有“城市”社會所具有的共性已經在這兒出現。我在本章論述中所強調的是這些村社和家庭的中介性質,因為正是這種連體的半農半工性質體現了今日中國鄉村的鮮明特征,即不含城市化的工業化和由官僚等級引起的村內的職業分化。

          ——摘自《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是黃宗智先生的扛鼎之作。全書運用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發展和完善了作者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提出的“農業內卷化”這一核心觀點,揭示了江南小農家庭從明清到改革開放前“沒有發展的增長”的內在機理,以及改革初期的“去內卷化”發展。以下是該書最后的總結部分。

          ——編者按

          《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一個總結

          1350年至1850年的長江三角洲的歷史,與斯密和馬克思的經典模式及其衍生的“近代早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迥然相反。誠然,商品化大為擴展了,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并沒有削弱小農的家庭生產,而是加強了它。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的商業增長,實際上正是以小農的家庭生產和小商品貿易,尤其是棉制品和糧食的生產和交換為支柱的。農業中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生產單位非但沒有興起和擴展,反而在17世紀以后消亡。小型的家庭農場占據了絕對優勢;以“男耕女織”為標志的所謂小農家庭的“自然分工”不僅沒有瓦解,反而因商品化和農村生產的家庭化變得更為完備;農業與手工業之間、城鄉之間的社會分工不但沒有出現,農業與手工業在小農家庭中的結合反而加強了;商人沒有進入生產領域,“商人資本”也沒有轉化為“工業資本”,他們依然與生產相分離,仍依賴于商品和資本的流通來牟利。500年的商品化并未導致資本主義萌芽和近代早期的發展,而是使小農經濟和家庭生產更趨完備。

          這段歷史表明,簡單地把由英國古典經驗抽象而來的模式套用到中國的經驗上是不適當的。實際上,中國的歷史提醒我們去注意那部分因后來的資本主義發展而使人們忽略了的西方經驗。它提請我們去注意對資本主義組織形式發展的抵制因素,而不是這類組織形式的必然性。歐洲的史學家們已開始注意英國與多數歐洲大陸國家的區別(如Wrigley,1985;Brenner,1982)。中國的例子則以放大了的形式清晰地顯示了西歐遲發展地區的某些傾向。

          當然,商品化的小農經濟確實擴展了,但這種擴展主要是內卷型增長,而不是真正的發展。棉花和桑蠶的傳播均與勞動力投入的增加相聯系,而資本投入只有不成比例的增加,因而單位勞動力的平均資本投入反而減少了,單位工作日的平均收入也是同樣??偖a值,甚至每個家庭的年收入,在某種程度上是增加了,然而這是因為投入了家庭成員(尤其是婦女、兒童、老人)更多的勞動,而不是由于單位工作日收入的增長。這種內卷型增長以農業生產的家庭化為支柱,勞動力邊際報酬的遞減由小農家庭未曾利用的勞動力來吸收。

          內卷型的商品化部分源自長江三角洲小農經濟的早期歷史。明清時期棉花革命到來之前,長江三角洲的小農經濟早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在“中世紀”的唐宋時期,圩田和網狀河渠系統已日臻完善。到宋朝鼎盛時期,耕地與人口的比率可能減少到人均3—5畝。這一密度是歐洲和美國史學家們幾乎不能想象的。在明清時期,人口繼續上升。松江、蘇州二府的增長約為135%。但是農業生產,特別是水稻生產,早已達到當時的頂點。因此,農業進一步勞動密集化,采取的主要形式是推廣種植更勞動密集的經濟作物,特別是棉和桑,而不是在水稻種植中投入更多的勞動力。

          當然,長江三角洲的特殊生態促使這種內卷化形式成為可能。長江三角洲內特有的運輸網絡,以及它與長江中上游地區和東南沿海廉價的水路往來,使它的小農經濟內卷型商品化可能達到高于華北等地的程度。

          依賴于新經濟作物的家庭手工業,是內卷型商品化整個過程的一部分。小農家庭的輔助勞動力,除了摘棉花和養蠶的工作,還從事棉紡和棉織(在蘇州地區則是繅絲)。紡紗的輕活由兒童和老人干,要求較高的織布則由成年婦女,或由男子在空余時間來干。

          由此形成的家庭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并不是男耕女織以滿足家庭消費的“自然經濟”,而是高度商品化的生產。5口之家的小農,一年只需消費10斤左右的皮棉,花56個工作日即可織成8匹布。但是19世紀中期,全國平均每個織布農戶承擔的棉紡織量都兩倍于此,松江府平均約八倍于此。家庭消費所余均在市場上出售,通常是換取不織布的小農家庭所產的余糧。

          多數織布農戶在務農所得不足以養家活口的壓力之下,將無別處可用的家庭輔助勞動力投入家庭手工業。對他們來說,只要凈收入大于零,就值得去干。他們不考慮市場工資,因為這樣的勞動力沒有市場;也不考慮伙食費用,因為這種費用是家庭日常必需的一部分。

          由于這樣的廉價勞動力,棉紡的凈收入維持在一個低水平,18世紀時紡紗者一天的收入僅夠一天的口糧。主要由成年男子和婦女干的棉織,給勞動者帶來的凈收入接近農業中的雇工,一般為勞動者一天口糧的兩倍。但在整個手工棉紡織中,織布僅占小農勞動力投入的七分之一左右??窟@樣的報酬,或是靠一小塊土地,單是家庭手工業或單是務農,都不足供小農謀生,小農必須同時依賴二者。對長江三角洲的小農來說,商品化的家庭手工業成為補充種植業收入不足、養家活口和維持再生產的主要手段。兩者的結合是那里的小農生存和再生產的關鍵。

          誠然,這種農業和手工業的組合方式是以某種生產技術條件為基礎的。手工紡織用的是簡陋、廉價的工具,即使貧苦農民家庭也置辦得起。唯有機器紡織才能具備足夠的經濟規模,以壓倒小農家庭勞動單位的成本與效益優勢。

          在這種情況下,小農生產能抑制長江三角洲所有其他形式的生產組織。在農業方面,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農場無法與家庭化的小農生產相抗衡。在手工業方面,城鎮作坊無法與成本極微的家庭生產者匹敵。結果是小農的家庭化生產在長江三角洲的農業和手工業中占壓倒優勢。

          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在商品化和城市化程度不高的華北,使用雇傭勞動的經營式農場反而發展了。按照斯密—馬克思的經典模式,我們理應看到與商品化相關聯的大規模生產及自由的雇傭勞動者,而不是相反的情況。但是,事實恰是華北小農經濟發展的內卷化程度相對低、家庭生產單位相對未完備,經營式農業才得以興起。同樣,正是長江三角洲小家庭農場經濟的內卷型增長相對發達,阻礙了農業和棉手工業中經營性組織的興起。

          內卷型商品化的市場結構

          建立在內卷化小農經濟之上的商品貿易,與馬克思的“小商品生產”模式很相似,即交易的商品主要由小農生產,并在地方市場上以小買賣的方式交換。但相似之處僅此而已。與馬克思設想的小商品貿易不同,小農的小買賣并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經濟;它也不同于斯密眼中的農村“原始產品”與城市制成品之間的雙向貿易。在這種小買賣市場上,商品的流通僅是小農生產者之間的流動(主要是棉制品與糧食的交換),或者是由鄉村向城鎮的單向流動。城市生產的商品進入農村是鮮見的。

          內卷型小農經濟的要素市場同樣區別于舒爾茨等新斯密學派所設想的那種完全競爭的要素市場。農業勞動力不是作為一種稀缺資源,通過供給和需求的市場力量而達到最合理的配置。事實上,相當數量的農業勞動力存在于市場范圍之外,不具有市場就業的“機會成本”。小農家庭農場所用勞動力實際上等于出自另一來源,不同于雇工經營農場所依賴的勞動力市場。這就是小農農場能勝過并抑制雇工為基礎的農場的原因。

          在長江三角洲的經濟中,勞動力、土地和信貸市場實際上是按一種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家假設的邏輯運行的。只有短工市場、田底權市場和村際的商人貸款最接近于自由競爭市場,盡管這些市場都是地方化的。長工市場、田面權市場和村內的互助性借貸都受到各種社會與文化因素的制約。長工的雇用一般都依賴私人關系。田面權的轉手通常受到親戚和同村人優先購買習俗的制約。村內的借貸一般以“感情”和互惠為基礎,而不受成本和報酬的核算控制。換言之,伴隨明清時期市場發展的,是一種內卷型的、以糊口為目的的小農經濟的邏輯和習慣。

          在這樣的小農經濟中,事實上商品化較多地為榨取剩余及維持生計所推動,較少地為追逐利潤推動。在長江三角洲,市場上的糧食多半來源于租米,而非來自小農營利性的交換活動。大多數小農家庭之所以從事商品化的植棉和桑蠶,以及棉紗、布的生產,并不是因為那些生產是利潤和積累極大化的最合理途徑,而是因為在農業收入不足和家庭勞動力有余的情況下,它們是謀生的最合理手段。這種商品化農業和家庭手工業造就的,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新興的富農和企業家,而是小農經濟的不斷延續。我們的數量統計資料表明,小農的營利性交易至多只占該地區農民商品貿易總量的一小部分。

          這種商品化與公式化的經典模式大相徑庭,因為它不是趨于質變性的發展,而是使既有的體系日益內卷化。小農在支付了租、稅和生產費用后,除了糊口,幾無剩余,更無積累。明清之際的“棉花革命”并未導致向“資本主義轉化”,或是“近代早期的發展”,而只是在勉強維持生存的邊緣強化家庭化的生產和再生產。

          國際資本主義與內卷化的小農經濟

          早在明清時期已高度發達并已內卷化的小農經濟,在中國被迫向國際資本主義開放后,也強有力地影響了社會經濟演變的性質和道路。這一演變的部分內容相當簡單,是勞動力充分的小農經濟與資本充分的工業經濟相連接而引起的后果。在這種連接所產生的新的國際性蠶絲業中,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從事生產過程中勞動最密集、報酬最低的部分:植桑養蠶直至成繭。棉業也一樣,在機制紗出現后,小農主要從事勞動密集的植棉。

          從這種結合中發展出來的中國工業,一般或多或少都建立在低成本的小農生產之上。為農民所產的蠶繭加工的繅絲廠和為農民所種棉花加工的紡織廠,構成了近代中國的兩大產業。在國際化的格局中,中國工業傾向生產過程中資本少而勞動密集的一端。中國工廠從事非資本密集的機器繅絲,而美國和法國的工廠控制了資本較密集的機器織綢。同樣,中國的紗廠從事棉紡,而英國和日本的工廠偏重資本較密集的棉織。南通大生公司成功的關鍵正在于它結合了廉價勞動力的小農生產(植棉和織布)與投資不多的機器生產(紡紗)。

          這一新體系對小農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敖洕摗彼O想的“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的完全分離,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幾乎所有的小農都與棉花和糧食市場產生密切聯系。舊的一家一戶的植棉、紡紗、織布三位一體瓦解后,大大加速了棉業的商品化,并波及糧食經濟。于是植棉的小農將棉花售到城市,供機器紡紗,然后買回機制紗在家中織布,這種變化遍及每一個小農家庭。

          但是國際資本主義并未給農村帶來質變性的發展。低成本的小農家庭化生產只是變得更完備,而農村勞動力的凈收入仍維持在僅夠糊口的邊緣。小農經濟仍像在以前的商品化條件下一樣不斷地內卷化,盡管城市經濟已呈現近代式的發展。

          商人的作用

          在國際資本主義與小農經濟、城市發展與農村內卷化的結合中,商人主要扮演了兩個體系間聯系人的角色。在植棉和桑蠶業中,廉價的小農家庭勞動力遏制了節約勞動的資本化和具有規模經濟能力的大型企業的形成。沒有一種因素刺激商人直接投資于生產,他們的作用主要是向外國工業提供廉價的中國小農勞動力生產的原材料。就他們服務于外國資本而言,他們是“買辦”;就他們獲利于交換而非生產投資而言,他們是“寄生蟲”和“剝削者”。他們在這些方面的作用形成了革命敵視商業的現實基礎——革命在這方面的態度是與孔孟思想一致的。

          新的“經濟作物”需要并刺激了新的生產投資,促使商人供應豆餅肥料,設立新的繭行,為上海和無錫的繅絲廠烘繭。在這些方面,他們的作用是促進發展的。(但是,他們在生產中發揮新的作用的同時,其“剝削”的一面依然如故,例如他們將肥料貸給農民時收取很高的利息。)對分散進行的“改良土布”而言,商人也起了創新的作用,向農村提供了機制紗和改良織機,開發了新的產品和市場。他們仍利用分散的小農家庭生產的長處,但以未曾有過的方式進入了生產過程:將棉紗外發給農民,根據不同的市場包買各類不同的棉布。南通的商人資本更進而轉變為工業資本。

          1850年以后的商品化

          在帝國主義沖擊下的加速商品化,明顯不同于早期階段之處,是它在一個世界性的商品市場中進行。棉花、生絲、糧食都是國際化了的商品,其價格受世界范圍的供求關系左右。種植稻、棉、桑及織布、養蠶的農民都被置于劇烈波動的世界市場之中。20世紀20年代的繁盛與繼之而來的20世紀30年代的蕭條對小農生活的沖擊,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但商品化的格局依然基本如故。舊的手工業仍有巨大的韌性。機制紗的出現確實改變了棉花經濟的結構,打破了農民家庭植棉、紡紗、織布的三位一體。然而這種破壞并不能完全清除舊的手工業。至1920年,手織布仍占中國棉布總消費量的三分之二。即使在手工和機器生產效率差距很大的棉紡業,1920年時手紡紗仍占棉紗消耗量的一半。小農家庭仍然是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體。

          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機制紗和布才超過手紡紗和手織布。然而,即便遲至1936年,小農家庭中仍有30%在手工織布。小農家庭內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有力地抵制了機器大工業。

          機制紗的出現顯然推動了小農家庭手工業的進一步商品化,因為不種棉的小農現在也能購買棉紗來織布,手織者不再受手紡紗供應量的制約。棉業經濟的進一步商品化也意味著更多的小農在更大程度上依賴市場來獲得糧食,結果是小農的商品交換量大增。但是交換的主要內容仍以棉布和糧食為中心。

          長江三角洲的新興都會和市鎮確實較前有更多的生產領域,它們已成為一些新產業的中心,諸如紗廠、繅絲廠、面粉廠。但是城鄉關系的結構在較大程度上仍與從前一樣。市鎮的生產仍主要供城市,而不是供農村消費。廠絲和機織綢、機制面粉在農村幾乎沒有市場。甚至機織布也難以打進農村市場,因為直到20世紀20年代,多數小農穿的仍然是家織土布。

          當然,農民也開始消費棉布之外的其他城市產品,如棉紗、火柴和煤油。但是農民對新產品的購買力仍非常有限,因為農業的單位工作日凈收入幾無改善,并且農民為市場的生產仍主要是為了謀生,而不是為了資本主義積累。在農民的眼中,城鎮依然主要是行政和貿易的中心,而不是生產中心。這樣的商品結構大大不同于亞當·斯密所設想的“統一的”近代資本主義市場。

          這種不同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小城鎮的發展不足。誠然,中國早就有不少大城市,但沒有近代早期英國那樣的自下而上的工業化所造就的小城鎮。1850年以后的百來年間,中國發生的工業化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或移自國外,或由政府舉辦,沒有出現像近代英國那樣由小城鎮把大城市(主要是通商口岸)與農村聯系起來的狀況。這就是遲至1893年,即使在高度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在2000人以上市鎮居住的人口仍不足11%的原因。這與1801年時已高度城市化的英國恰成鮮明對照,該年英國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5000人以上的市鎮。

          英國經典發展模式與第三世界相比,有一個常被人忽視的差別:后者的農村(或農業)發展一般遠遠落后于城市(或工業)發展,近代城市化面對著的是小農的貧困,與現代機器動力廠(甚至核動力廠)相鄰的是勉強維持生計的糊口農業。消除城鄉差別成為革命的中心口號之一。這一差別提醒我們在考慮現代第三世界的變化時,有必要區分城市和農村的發展。

          商品化與村社

          商品化對長江三角洲村社的影響,與對小農家庭的影響如出一轍。它帶來的不是質變性的發展,而是更大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副業和農業外就業機會并未改造農村經濟,反而支持了它。收入微薄的家庭可以依靠副業和農業外就業增加收入,使家庭農場得以維持。結果是土地使用的穩定性遠遠大于華北平原。一般的農民(尤其是稻作區和稻—絲產區的農民),耕種的都是其父、祖輩耕種過的土地。這與華北平原形成鮮明的對照,華北平原自然災害頻繁,又沒有商品化和多種經營的經濟的維系,土地經常轉手,村民時時移居。

          然而,穩定性和連續性并未造成強有力的村社組織,而流動性也未必削弱村社。在長江三角洲,由于土地產出了相對多的剩余,支撐了一個多層次的土地所有權體系,村民擁有田面權,城鎮的不在地主擁有田底權。田底權可以自由買賣,但田面權的交易仍受到習俗的嚴厲制約。長江三角洲的小農經濟就以這種方式既適應了商品化的趨勢,又維持了土地所有權的韌性。18世紀20—40年代的稅制改革后,長江三角洲農民人口中占大多數的佃農不再向國家政權納稅。由于不必與政權的官僚機構打交道,也就沒有必要組成村級的政治組織對付外來的索取。但是華北絕大多數農民是自耕農,國家政權的征稅既是刺激,也是壓力,促使其演化成一個聯系緊密的多族集團的村社組織。

          華北平原的土地流動,又成為社會動蕩不安的溫床,而對付外來侵犯則成為結成村社組織的又一原因。那里農民集體行動的矛頭主要指向外來的一切侵擾,無論是土匪、苛捐雜稅,還是日本人的入侵。在生態上和經濟上較穩定的長江三角洲,小農集體暴亂的臨界點相對較高,但是一旦發生,則更像一種“階級行動”,表現為針對不在地主的抗租行動,而在太平天國之后的百來年中,矛頭也指向國家政權,因它直接支持了地租的征收。

          簡言之,兩個地區分別展示了表面上似乎矛盾的現象:在長江三角洲,商品化程度高,國家政權勢力滲透少,村社組織力量薄弱,而同族集團卻高度穩定;華北則相反,商品化程度低,國家政權勢力滲入村莊,村民流動頻繁,同族集團不穩定,而超族的村社組織卻力量強大。

          當然,最出乎我們意料的是共產主義運動在長江三角洲遠不如在華北平原成功。革命的理論預期是商品化會導致農村人口更大的階級分化,按理共產黨組織在長江三角洲應比在華北更受歡迎。然而事實是長江三角洲的租佃率雖高得多,但是社會分化主要存在于村民與城市地主之間,而不是在村民之間。盡管商品化程度較高,但村社內部比華北的均勻,對共產黨的組織活動也就不易接受。

          集體制下的內卷化

          解放后的新中國無論從理論還是從歷史經驗的角度,都對自由市場經濟和小農家庭生產抱有一定的成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人們,商品化不可避免會帶來資本主義的社會弊病,社會主義是既能確保發展又可保障社會公平的唯一道路。除了理論,考慮到600年來商品化的蓬勃發展,而小農的貧困依然如故,新政權選擇完全不同于舊有的市場化家庭農業的道路是可以理解的。

          新政權迅速確立了計劃經濟和集體生產的制度,把糧食和棉布市場并置于“統購統銷”政策之下,不斷將控制擴大到農村生產,先是定產定購,繼而把所有農戶集體化。生產隊接管了家庭的經濟決策權,而國家政權又通過極其詳細的生產和征購指令來指揮生產隊。

          急劇擴張的國家權力賦予政權以前所未有的功能——建立農村經濟的基礎。1958年,政府在松江發起了規模巨大的水利工程,上至大的干河,下達最小的村莊的排灌渠道,其高潮是長江三角洲稻田的格子化,使每塊地達到灌溉、插秧和施藥的合理規模。

          國家還向集體提供現代工業所生產的農用物資?;试?0世紀60年代進入松江,到70年代末已能滿足農民的全部需要。1965年至1966年小型手扶拖拉機進入生產大隊,提高了犁地的效率,使農業得以通過三熟制的形式進一步密集化。20世紀70年代小麥種植用上了暗溝排灌,使產量和播種面積得以增加?,F代農藝學在這幾十年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引進高產或耐旱、耐寒、抗蟲的新品種使產量步步上升。

          這些投入,加上傳統的人力和有機肥料的進一步密集使用,刺激了松江縣4種主要作物的畝產在1952—1956年和1970—1979年期間有了顯著的增長:水稻103%、小麥和大麥172%、油菜籽291%、棉花355%。單位播種面積產量的成就,加上復種指數的提高,使單位耕地面積的產量大幅度增加。原先一年只種一茬單季稻的松江縣,到20世紀60年代末已有一半以上的耕地面積一年三熟。

          在不同的條件下,化肥、拖拉機、電泵等現代投入,本來有可能使單位工作日的收入大幅度增加,然而農業勞動力的不斷增加阻止了它的實現。首先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因婦女大規模參加生產而使耕地承受了農業勞動力供應的爆炸性擴張。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耕地再次承受了解放后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人口參加生產帶來的壓力。

          龐大的勞動力供應抑制了為節約勞動而資本化的動機,并迫使農業朝勞動內卷化方向演變。誠然,資本投入增加了,但是每茬作物的勞動力投入增加得更快,而復種指數同時也提高了。邊際勞動力的凈收入因此停滯不前,甚至下降,每個工分的現金值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時始終在同一水平上徘徊。

          集體生產制度不僅沒有消除內卷化的傾向,反而進一步加強了這一傾向。與家庭農場一樣,集體單位不能解雇其過剩的勞動力。既然有剩余勞動力,那么在維持生存的壓力下就會導致不停地增加勞動力投入,從邏輯上說要一直延續到邊際產出達到零。換言之,集體作為一個經濟決策單位,與家庭農場類似。它主要關心的是勞均產量,而不是邊際產量。再者,農村生產的內卷化對政權組織來講是有利的。國家的征稅和征購取決于總產量,與單位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無關。從國家政權的角度來看,內卷化的增長越大,無論邊際勞動力的報酬如何,稅收與征購都會越多。同時,國家政權出于理論原因,藐視農村小買賣和小農家庭的“小商品生產”。因此,它對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施加了各種嚴厲的制約,加強了對土地的壓力。這樣,在解放后30年的松江,重蹈了過去6個世紀以來內卷型增長(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的覆轍。

          總而言之,集體化的效果并不優于以前的市場經濟。盡管國家政權銳意進取,但是農業并未沖破內卷化的老路。到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勞動力的報酬仍只夠維持其生存,與解放前數百年一樣。

          鄉村工業化與經濟多樣化

          最終推動松江縣農村經濟真正發展的是經濟多樣化,特別是工業化。20世紀50年代末“大躍進”時期,集體單位創辦了幾家“工業”企業,但它們只是小型的直接為農業服務的手工生產,如農具修造、編草繩、制磚。工業到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才取得了重大進步,因為城市工業開始將加工業務委托給公社,或者將淘汰的舊設備下放給公社。大隊辦工廠在20世紀80年代時也采用了同樣方法,從公社企業接過加工業務或舊設備,一如從前公社企業從國營企業獲得這些東西。

          在華陽橋村民的眼中,在中國行政體系中等級高的工業企業幾乎與他們毫無關系??h級以上的國營和集體企業基本上只從城鎮招募勞動力。只有公社,尤其是大隊辦企業才使用眾多的農民作為勞動力。在華陽橋薛家埭等村,從1949年至1985年的36年,國營企業總共才向村民提供了33個農業外就業機會。

          直到公社和大隊企業就業機會開放,才最后改變了薛家埭等村農業生產長達600年的內卷化道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半以上農村戶口的勞動力在農業外就業,務農的勞動力終于成為相對稀缺的資源。于是,耕作方法也相應地調整了。勞動力使用的內卷化減退到接近合理的水平,也考慮到勞動力的邊際報酬問題了。就整個松江縣而言,雙季稻從高達耕地面積60%的水平,減少到1985年的三分之一。

          同時,種植業中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一個可以更多地使用業余時間和家庭輔助勞動力的組織形式(在集體制度下,一切報酬按工分計,對工分制以外的勞動不具刺激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有力地刺激人們提高干農活的效率,利用業余時間從事其他工作,甚或只是為了更多的休息,集體制下不存在這樣的刺激。加上國家提高了主要作物的收購價,兩者共同使得種植業中單位工作日和單位勞動力收入顯著地增加,即使耕地的畝產量沒有增加。新興的農村小商品經濟的活躍,刺激了新舊副業收入的增加,同時新的鄉村工業就業也帶來了收入。這些收入的增加促進了松江縣農村農民家庭的新繁榮。

          數百年來農民的收入第一次相當幅度地高于維持生存線。農民的消費也第一次為城市工業和其他加工產品提供了市場。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新繁榮在農村造成了講排場的浪潮,最明顯的表現是結婚宴席、彩禮、嫁妝的標準越來越高。在改革前流行的熱水瓶、收音機、自行車之外,農民更熱衷于成為手表、電風扇、化學纖維制品,甚至電視機等“奢侈品”的消費者。

          農村的繁榮、小買賣和地方工業化構成了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小城鎮發展的基礎。松江縣與整個長江三角洲一樣,終于開始走上城鄉發展互相推動的道路,正如它推動18世紀英國小城鎮的發展一樣。松江還終于開始了城鄉物資和勞務的雙向交流,這意味著現代發展的開始。但是,這種“現代”的發展既不是發生于經典理論眼中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也不是發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工業部門中集體仍占主要地位,農業部門的生產則又分散到一家一戶。新的市場制度同樣是混合的,農村小買賣、經過市場調節的和指令性的計劃分配結合在一起。迅速發展的交換制度既不是資本主義的,也不是社會主義的,而主要基于集體單位尋求與其他集體單位或國家、私人企業簽訂合同。這些現象的確切性質和規律,尚有待于系統研究。

          家庭農業的復歸

          一般的論述均特別強調家庭生產的復歸,但是在長江三角洲,家庭組織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能夠在多種經營的農村經濟中更靈活更有效地使用勞動力,而不在于人們想象的那樣利用家庭生產刺激的優越性來促使畝產量的提高。事實上,松江縣的作物畝產在1978年至1979年集體生產時已達到頂點。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到20世紀80年代末,單位面積產量實際上一直沒有大的提高。它真正促進的不是作物產量,而是作物生產中勞動的節約。

          集體組織承受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業勞動力的巨大剩余,無論埋頭苦干還是“浪蕩工”,它都同樣地付給工分。只要農業勞動力過度充裕,只要需要干的活能完成,就沒有必要尋求更有效的方法組織農業勞動力。然而,一旦工業化吸收了農業中多余的勞動力,就不能不更緊張地安排勞動力。其他就業機會,甚至僅僅為了閑暇,就調動了家庭勞動力的積極性,提高了勞動效率。據農民說,干同樣數量的農活,現在只需要集體生產時大約三分之二的時間。同時,現在干農活大多是利用空余時間或家庭輔助勞動力,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因此,家庭勞動力更有效更靈活的使用(再加上國家對主要作物收購價的提高),是松江農村家庭新繁榮的真正秘訣,它是在單位面積產量沒有增加的狀況下實現的。

          誠然,到20世紀80年代末,農業生產(和家庭副業)的收入仍然落后于工業(以及資本化程度較高的集體副業),但是農民收入的上升是毫無疑義的。在鄉村工業高度發達的地方,農業已不再是小農家庭的主業。收入最低的舊式家庭副業迅速消失,種植業本身則成為副業性的生產活動。

          家庭式勞動力組織歷經種種變化后,被證明是有活力的。它與集體生產隊的主要區別在于有能力動用空余時間和家庭輔助勞動力,而沒有工分制的標準化計算帶來的種種制約。在集體制度的年月里(除了“大躍進”高潮時期),這種能力使家庭生產在低收入的私人副業生產中幸存下來?,F在這種能力又使家庭化的勞動組織在低收入的農業中生存下來。

          即便如此,家庭組織仍不一定能夠成為規模較大而又高度資本化生產的最佳組織形式。20世紀80年代末,國家在華北的順義縣做了試點,將小農家庭重新組合成較大的生產單位,以便于資本積累和進一步機械化(尤其是使用玉米和小麥的收割機)。在生產水稻的松江,使用收割機和插秧機仍不經濟,因為以現在的工資水平計,使用這些機械所節省的開支還抵不上它的成本。直到本書寫作時,松江還沒有將小農重新組合成較大生產單位的動力。未來的農業生產究竟應采取何種組織形式,至今仍是個未決的問題。

          改革初期對農業生產組織的設想似乎傾向于“越小越好”,與“大躍進”時“越大越好”的教條針鋒相對。到20世紀80年代末,這一政策開始轉變,傾向于恰亞諾夫早先的設想“因事而宜的不同適度規?!?differential optimums),即不同類型生產在不同技術條件下適合的規模是不同的。沒有必要將小規模生產或斯密、馬克思的古典觀點所傾向的大規模生產變成一種公式固定下來。在這一點上,中國政府的設想似乎越來越傾向于靈活的“適度規模經濟”,根據不同的生產條件來確定不同的生產規模。

          村莊與國家政權

          就國家政權對各種社會集團的權力而言,歷代封建王朝與解放后的中國的政權都是一種“專政權力”(despotic power)(此詞借自Michael Mann,1984),不允許有組織的反對勢力存在,盡管實際上其權力的運用受到上層利益集團(當代的干部和過去的士紳)的制約,也受到官僚機構所難免的離心傾向的制約。然而,在“基層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此詞也借自Michael Mann)上,也就是說,政權組織在施行其政策中對社會基層的權限上,解放后黨政權力機構滲透到每一個自然村,直至每家每戶。同時,當代國家政權組織更橫向伸展到社會經濟生活的每一個部門。在這方面,封建王朝要求的基本上只是征稅和維持治安的權力,而黨政體制則通過革命改組社會,通過計劃經濟控制貿易和生產,并通過黨組織控制意識形態。

          當然,集體制上的黨政權力從未是全能的。許多生產隊長、大隊和公社干部,甚至縣級的官員,都有兩種忠誠,忠于地方,也忠于國家。有的學者強調了國家政權對地方干部,尤其是生產隊一級控制的局限性,以及國家意圖與地方利益之間的拉鋸戰。但是我們切不可夸大生產隊的自主程度。我們可以用“家長制”來表達兩者的關系。華陽橋種籽場各村的例子證明,國家政權幾乎完全地控制了生產隊的生產決策。

          人們還可看到,自然村(在長江三角洲基本上相當于生產小隊,在華北則相當于大隊)以上的干部,對黨和政權有高度的認同感。華陽橋種籽場的大隊干部晉升黨政官僚階梯的可能性頗高,傾向于向黨和政權認同,而不是向自己的村社認同。公社和縣級的干部更是如此,何況他們來自其他地方。在華陽橋種籽場,只有生產隊長們才真正是左右迎合的,既要顧及本地,又要顧及國家。他們通常是貧下中農出身,識字有限,一般長時間當隊長,很少有機會晉升。

          1978年后的改革對國家政權和農民之間關系的影響,要依據這些情況來理解。今天生產隊長的權力,只剩下集體農業時代的一枝半葉。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政權的觸角已從每家每戶向上抽回。同時,自由市場經濟和農民家庭決策的部分恢復,也顯示了國家權力的橫向收縮。

          此外,解放后的集體化曾為自然村落造就了一種新的組織機構,而現在的包產到戶削弱了這種村社組織。在某種程度上,農民家庭現在離群孤立,一個個單獨地站在國家權力機構面前。解放前的同族集團和解放后的集體組織都大大衰萎了。隨著新的社會經濟變化,國家政權和農民的關系將成為何種狀態,至今還未見分曉。

          這些變化的沖擊之一已很清楚。大量村民在農業外就業,導致農村人口的按職業層次分化,在上層的是國營企業職工,在底層的是務農人口。誠然,市場經濟賦予少數人致富的機會,從而導致了一些分化,但是主要的分化機制正是來自國家政權定下的各種組織形式企業間的等級。在農民的單位工作日收入節節上升的時候,也正是他們日益感到自己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時候。

          從全國看長江三角洲模式

          作為中國工農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長江三角洲不能代表普遍的情況。然而,它的改革早期經歷清晰地預示了20世紀80年代末出現于全國的一些趨勢?;仡欉^去,我們可以看到1979年至1984年間全國農業收成的顯著提高,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農業的現代投入物資供應擴大到不發達地區(尤其因為中國石油工業的成熟,化肥供應增加),長江三角洲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就得到了這些物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引起的農業勞動力重組,至多只帶來一次性的推動,只要耕作的技術水平依然大體未變,其推動是不可能持久的。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全國農業收成的上升線趨平,就像長江三角洲早些時候一樣。

          再者,鄉村工業化和小城鎮發展對農民生活的影響,在長江三角洲20世紀80年代初已很明顯,在全國范圍20世紀80年代中期也變得日益明顯。1986年鄉村工業已占全國公社(鄉)總產值的40%。就此而言,它在長江三角洲的發展中起過的作用已開始在整個中國的鄉村發展中發揮出來。

          就改革的道路而言,長江三角洲與溫州恰成鮮明對照。前者的鄉村工業絕大部分是集體的,個體小“企業”在所有農村企業總收入中僅占微不足道的比例。由于工業基礎是在集體化時期打下的,長江三角洲的鄉政府在滿足了社會服務的必要支出后,仍有相當多的預算結余,因而在開發新的集體企業的改革中,能起領導作用。但是在溫州,地方政府相對較窮,沒有能力發展集體企業,私人的低成本企業應運而生。一些富有進取心的農民充分利用了當地特有的遺產,即解放前的家庭手工業和遍布全國的商業關系。結果,主要依靠小規模家庭生產的小資本主義蓬勃發展,形成了地區性的分工和一定程度的專業化和機械化。

          在考慮松江和溫州模式帶來的問題時,我們不應重蹈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做簡單選擇的經典方法的覆轍。實際在許多地方,這兩種模式是混合在一起的,所代表的兩種方式也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大多數鄉村級政府都仿效長江三角洲的模式,忙于經營或設法創辦工業企業,而它們轄下的農民家庭則采納溫州模式的方式,通過家庭生產參與市場,忙于尋找增加收入的途徑。這兩種方式的混合及其成功都是因地而異的。甚至在松江縣本身,盡管集體在工業中仍占支配地位,但種植業中家庭生產是主要的,而家庭的小商品生產對松江縣的鄉村發展也做出了重要貢獻。家庭生產與集體生產的混合,計劃分配與市場配置的混合,都會帶來新問題,也會產生新的可能性,這些都不能以經典模式來理解。僅僅根據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兩者擇一的經典選擇來認識問題,肯定把握不到改革的真正意義以及導致改革的歷史背景。長江三角洲的歷史和現實正呼喚著新的認識范疇和新的鄉村發展道路。

          ——摘自《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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