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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板塊圖書分類品牌系列獲獎圖書圖書專題新書上架編輯推薦作者團隊
          實踐社會科學系列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黃宗智 著
          费正清奖、列文森奖得主黄宗智成名之作。
          ISBN: 9787559853035

          出版時間:2023-02-01

          定  價:89.00

          責  編:和永发
          所屬板塊: 社科学术出版

          圖書分類: 中国史

          讀者對象: 大众

          上架建議: 历史-中国史
          裝幀: 精装

          開本: 32

          字數: 340 (千字)

          頁數: 504
          紙質書購買: 天貓 有贊
          圖書簡介

          本書根據多種檔案材料和實地考察,并結合社會學諸多方面視野,探討了華北小農經濟長期未發展為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原因,并系統總結了西方和日本學者在此問題上的各種觀點和局限。書稿指出了華北鄉村在20世紀之前的農業內卷和社會分化現象,并指出二者在與國家政權的滲入一起,對自然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變化的影響。中文版曾由中華書局出版(1986,2000,2004)。書稿內容導向正確,具有較強的學術性。

          作者簡介

          (美)黃宗智,1940年生,著名歷史學家。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歷史系教授,1991年晉升“超級教授”(Professor, Above Scale),2004年榮休?,F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曾獲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最佳著作獎)、《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曾獲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最佳著作獎)等。

          圖書目錄

          新版合序

          中文版序

          第一編 背景

          第一章 探討的問題

          中國的小農

          農民學中三個不同的傳統

          對分化中的小農經濟的一個綜合分析

          農村演變的型式

          過去的研究

          人口與生產關系

          經濟落后的問題

          帝國主義的問題

          中國的農村

          過去的研究

          華北的村莊

          20世紀的變化

          第二章 引用的史料與研究的村莊

          滿鐵調查的資料

          對滿鐵資料的批判性評價

          調查的村莊

          檔案史料

          地方檔案和社會史

          第三章 生態環境

          水利與政治經濟結構

          災害頻仍的旱地農作與高密度的人口

          澇災和社會經濟結構

          生態、居住型式與自然村結構

          第二編 經濟內卷和社會分化

          第四章 20世紀30年代的經營式農場與家庭式農場

          農村社會經濟的分析

          村中“富戶”和經營式農作

          經營式農場主的面貌

          數量估計

          經營式農場主和出租地主

          經營式和家庭式農業

          第五章 清代前期的小農經濟和莊園經濟

          清代前期的小農場和大莊園

          經營式莊園

          清代前期富農和經營式農業的擴展

          最近國內的研究

          法律對新的社會現實的承認

          租佃關系的變遷

          18世紀的土地分配狀態

          第六章 清代前期的農業商品化和小農分化

          20世紀資料中所見的農業商品化和小農分化

          冀中、冀南和魯西北的農作物商品化型式

          明清時期的棉花種植

          農業商品化和人口增長

          經營式農作和手工業的商品生產

          第七章 20世紀農業的加速商品化

          中國農業和世界經濟

          棉花種植的增長

          棉花和世界經濟

          棉手工業和世界經濟

          變遷和延續

          第八章 經營式和家庭式農場的對比:耕畜的使用和農場生產力

          滿鐵資料

          耕畜使用的經濟

          農場、牲口、肥料和純作物農業經濟

          清代時期

          第九章 經營式和家庭式農場勞動生產率的對比

          勞動生產率的對比

          經營式農場上小組耕作的較高效率

          貧農之背離合理經營模式

          貧農農場上的就業不足和物質刺激力的遞減

          第十章 經營式農業何以發展不足

          經營式農場通常在100畝以上的原因

          經營式農場通常在200畝以下的原因

          經營式農作和出租地主制的對照

          經營式農作和社會政治體系

          革新的可能

          一個“高水平均衡的陷阱”?

          第十一章 家庭式農場的牢固性

          對土地的壓力

          貧農農場收入

          高利貸

          家庭式農場和家庭手工業生產

          家庭式農場和短工

          家庭式農場和長工

          第十二章 生產關系的商品化

          從分成租到定額租

          分成租制

          定額租制

          地租負擔的比較

          雇傭勞動

          第三編 村莊與國家

          第十三章 清政權下的村莊

          華北平原村落的閉塞性

          村莊各階層的相對閉塞性

          20世紀前的村莊與國家

          19世紀的自然村與士紳

          宗族

          自然村內生的權力結構

          共同體領導抑或國家政權代理人

          自然村和農民的集體行動

          清代的經濟和政治結構

          第十四章 自然村結構的變化

          自耕農和雇農的差別

          婚俗中的階級差別

          貧農的雙重性質

          兩個緊密的村莊及其“封閉”

          部分無產化和村莊共同體的解散

          分裂了的村莊

          第十五章 20世紀的自然村與國家

          地方政府的軍事化和現代化

          縣政府的財政

          賦稅負擔

          稅款的征收

          地方豪霸與村級惡棍的崛起

          第十六章 結論

          農村演變的型式

          貧農經濟的結構

          經濟落后的根源

          半無產化與人口趨向

          半無產化了的村莊和20世紀的地方政權

          貧農與中國的革命

          附錄

          附錄一 滿鐵調查的33個村莊社會經濟輪廓

          附錄二 河北、山東人口(1393—1953)

          附錄三 河北、山東耕地面積(1393—1957)

          引用書刊目錄

          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歷史、理論與現實

          索引

          序言/前言/后記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新版合序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華北》)與《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以下簡稱《長江》)這兩本書分別在1986年和199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迄今已快四十年了。出版之后一再重版,此版已是第五次在國內出版。為此,我覺得有必要寫篇新序來回顧兩本書的寫作過程和主要內容。

          中西方學術的異同

          在寫作兩書的1980年代,我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是針鋒相對的中英文學術界的兩大主流理論。一是當時仍然屬于中方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生產方式分析,主要強調生產關系,以地主相對佃農、富農相對雇農兩條生產關系軸線為主的理論。另外則是西方主流形式主義經濟學的論析,拒絕生產關系(階級剝削)的論點,聚焦于人口、市場、資本、技術和生產率等的論析。

          兩者雖然如此針鋒相對,但也有一定的、意外的共同點。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雖然是從社會主義的革命視角來看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同時也堅決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作先進的、優越于封建主義的方式。因此,中國學界提出了比較獨特的“資本主義萌芽”理論建構,將帝國晚期的雇傭關系視作比封建主義租佃關系先進的萌芽中的資本主義方式。眾多學者花費了大量的勞動來試圖論證這個被認作現代型的發展趨勢。

          吊詭的是,西方的學術思路在這方面其實和中國的“萌芽”思路比較偶然地相似,同樣傾向要在中國的前近代和近代史中發現西方式的現代資本主義和市場發展傾向,為的是證明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乃是普適的,不僅適用于西方,更適用于全球,包括中國。我們可以將其稱作西方的“現代化主義”模式。

          固然,以上指出的傾向僅是“主流”意見。即便在改革前的中國,在資本主義萌芽理論中,也有偏重生產關系和偏重生產力的不同意見——譬如,當年特別優秀的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兩位領軍人物李文治和吳承明便是如此。還有過分強調和不那么強調“萌芽”論的流派,也有許多說到底乃是主要偏重扎實經驗主義研究的學者。我在兩書中,都連帶討論和考慮了這些不同派別。

          同時,在西方(以及日本學術界)當然也絕對不是清一色的形式主義經濟學/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那么簡單。我的兩本書討論了諸多不同的支流意見。譬如,源自馬克思主義的“左派”的眾多不同意見,包括對階級關系中的“潛在剩余”的獨特論析。在日本,除了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還有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關于村莊社區共同體的論點。

          但是,中西雙方的主流傾向,以及其中的不同點和意外的共同點,還是比較清晰的。讀者可以據此來認識當時的學術環境,不要被瑣碎的細節混淆了雙方不同的主要傾向和交搭,這是認識我這兩本專著的核心問題和基本思路。

          兩本專著的經驗基礎

          如今回顧起來,我的兩本專著與之前學術成果最主要的不同首先是在經驗層面的依據。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雙方都開始探索建立諸多方面的新交流,包括學術。美方成立了名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SCPRC)的組織,并在1979年開始通過公開競爭選派學者前往中國做學術研究。

          機緣巧合,我成為最先被選的學者之一,并于1980年全年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檔案材料。一方面是查閱國內已經有不少人使用的“刑科題本”命案,從中挖掘(比較有限的)與經濟史相關的信息;另一方面,我偶然發現了順天府寶坻縣的地方政府檔案。后者才真正成為《華北》一書的重要支柱材料之一。同時,我還有幸獲得進入順義縣沙井村的機會,對“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在193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初期非常系統詳盡地調查過的這個村莊進行重訪,做跟蹤調查,并與多位關鍵村民長談。之后,在1983、1984、1985、1988年,我四次深入松江縣華陽橋的四個(同樣是滿鐵特別集中調查的)小自然村進行詳細和系統的跟蹤調查。另外,我還獲準進入華北和江南多個地方政府檔案館搜集相關檔案。(之后,我在1990、1991、1993年又三次進入滿鐵調查過的這些村莊集中研究其社區正義體系,并繼續在地方檔案館搜集訴訟案件檔案。后兩者成為我之后關于法律史研究的兩卷本的主要材料依據。)這些是1980年代之前中西方學者都不可能有的研究條件。

          翔實精準的滿鐵資料與跟蹤調查,加上地方檔案,成為我寫作《華北》和《長江》兩書比較獨特的研究資源,其給予了本領域之前不容易做到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詳細材料。讀者將會在書中看到眾多深入到一個個自然村和一家一戶的,以及個別人的豐富、詳盡的材料。這是這兩本書的主要特點之一。

          規?;Y本主義農業模式之不適用于中國

          另外則是我在問題意識上具有比較獨特的背景和視野。長期以來,我一直經受著跨越雙重文化和雙重意識形態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拉鋸及斗爭。我的父親是1911辛亥年庚子賠款的留學生(是年排名第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及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深深認同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思想和傳統。我的導師蕭公權先生也同樣如此。而我的母親則是來自無錫農村耕讀世家的閨秀,不懂英文(但寫得一手好字)。我自己因此乃是真正意義的“雙重文化人”。

          我在學術方面的初始研究是(在父親和導師的雙重影響下)梁啟超的自由主義思想,但后來發現,自己對那樣的研究一直缺乏深層的感情和理智層面的動力。之后,僅僅為了保留自己的教學職位,為了通過加州大學的終身權考核,方才勉強地“完成”了算是自己的第一本專著《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1972)。

          其后,我逐步發現自己內心最關心的問題乃是相對父親和母親、美國和中國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深層矛盾,認識到自己最需要做的,是通過扎實的研究來解答、解決心中的矛盾和疑惑。因此,在35歲那年,我抽出了兩年時間來找尋能夠解答心中最深層問題的研究材料,發現了之前較少被使用的滿鐵所做的大量系統、翔實、精準、可靠的材料。之后,伴隨中美學術交流的開放,才有機會重訪、調查、核實、延伸那些材料,想憑借深入的經驗調查來解決長期以來的最為深層的一系列疑問,借此來處理自己心中至為緊迫的關于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美國和中國到底孰是孰非的深層問題。其結果便是這兩本書。

          《華北》得出的結論首先是,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各有是處,都有助于我們認識、理解中國農村社會和經濟的一些重要方面。雇工3人及以上,并且超過100畝規模的“經營式農場”乃是當時最富裕和成功的農戶,中農則多是小規模的自耕農,而貧農則既有租佃土地的(雖然占比較低),但更多的是農忙要外出打短工的農民。這些基本社會經濟實際都與資本主義萌芽論和生產關系直接相關。

          《華北》上半部分主要探索了當時比較突出的經營式農場,將其與小規模的家庭農場仔細對比。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它們在資本投入(如肥料、用水、用牲畜等)、技術、畝產量等各方面都與小規模農場并無顯著的不同。兩者間最主要的差別在于,經營式農場由于是雇工經營的,能夠做到比小農場更適度的勞動力配置:前者勞均種植20—25畝,后者則是15畝以下。這是這兩種農場間最突出的不同。

          為什么會如此?我借助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意識形態之外的實質主義理論,發現其中的關鍵在于小農家庭的特殊組織邏輯。小農家庭的家庭勞動力是給定的;婦女、老人,乃至于小孩的輔助性勞動力基本談不上什么“機會成本”,不像男勞動力那樣可以外出打短工。在人口(相對過剩)與土地(相對稀缺)的壓力下,那樣的生產單位會盡可能將畝均勞動投入最大化,借此來盡可能提高產量,即便其勞動邊際報酬嚴重遞減也只能如此。而經營式農場,由于其勞動力主要是雇傭的,可以適當調整,則不會如此。因此,小農場常會種植更高比例的(特別勞動密集的)棉花,冒更大的市場風險,來盡可能提高自己土地不足的農場的收入。但同時,貧農,由于農忙時要靠打短工來補充自家土地收入的不足,則有時又不可能在自家土地上投入必需的勞動。

          同時,經營式農場規模一般不超過200畝。這主要是因為超過那樣的規模,農場主本人便不再能夠親自帶領和監督勞動,勞動成本會快速上升。更重要的是,達到那樣的規模之后,他會有更多機會選擇報酬更高的經商或入仕的途徑,其報酬會遠遠高于務農。

          在華北,上述兩種不同性質農場的共存與拉鋸,組成了華北農村基本的社會經濟狀態。經營式農場占到大約10%的土地,其余都是小規模家庭農場。

          如此,雇工經營的經營式農場說不上是什么資本主義型的突破性生產方式或新的“發展”模式;同時,使用自家勞動力的小農家庭農場明顯具有更頑強的生命力,即便有的要靠租佃土地,但也不見得就是簡單的落后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

          在此之后,我轉入《長江》一書寫作的調查研究,則更驚訝地發現,在這個市場經濟更發達的地區,華北那樣的經營式農場居然會被小農家庭的特殊經濟邏輯所完全淘汰掉。它們從明清之際以來逐步衰落,到十九、二十世紀已經完全絕跡。這就與“資本主義萌芽”論和“理性”“(資本主義性)農場主”理論的預期完全相悖,展示的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邏輯。

          深究之后,我更清晰明確地發現,小農戶由于其組織特點,能夠承受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單位所不可能承受的人地壓力。它能夠借助家庭的輔助勞動力來進行雇工所不可能肩負的、低于基本生存回報的輔助性生產活動,借此在小塊土地上維持生存,并支撐更高度的商品化。其中,長江三角洲最主要的乃是棉花—紗—布和?!Q—絲的生產。它們按畝投入的勞動日總量分別達到水稻的18倍和9倍,但收入才3到4倍。正是那樣的“內卷”(或“內卷化”)的經營方式,亦可稱作“沒有(單位勞動報酬)發展的(總生產量的)增長”,使其能夠在長江三角洲長期維持,并且完全消滅了學術理論中多以為是更先進、更優越的類似資本主義單位的“經營式農場”。

          這就確證了《華北》已經得出的關于“經營式農場”的基本結論:其經營方式與小農經濟的根本不同不在其“發展”方面的“先進”性,不在于更多的資本投入或先進的技術,以及更高的畝產量,也不在于其更高度的商品生產,而實際上在于一個簡單的組織邏輯——由于是雇工經營,它們可以根據需要而雇工,借此達到比小農戶更合理的勞動力配置,免去自身生產單位“勞動力過?!钡膯栴},達到更高效率的勞動力使用。而小農戶則由于其家庭勞動力是給定的而不能“解雇”家庭的勞動力,最終只能走上投入越來越多的勞動力的“內卷”道路。由于其畝產所得要高于經營式農場,長期下來經營式農場就被完全消滅了。

          在這樣的經驗實際下,我們顯然完全談不上通過資本主義式的雇傭經營而達到更高生產率的“先進”生產單位,并期待其將最終取代小農經濟。這就證偽了“資本主義萌芽”論的預期,也證偽了資本主義必將取代封建主義的西方現代主義預期。

          也就是說,《華北》和《長江》兩書共同證明的是,無論是形式主義經濟學理論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都不足以認識和理解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以及在此前提下的小農經濟的頑強生命力,也不足以認識所謂的資本主義經營模式的實際。倒是實質主義的第三理論傳統洞察到了小農經濟的最基本特色。

          過去如此,今天實際上仍然基本如此。小農經濟過去依賴的是結合耕作與家庭副業兩柄拐杖來支撐,今天依賴的則是結合耕作與外出傭工、做買賣等非農就業。兩種結合同樣具有極其頑強的生命力。其不同僅在通過非農就業而逐步減輕了單位土地面積上的“內卷化”壓力。

          貧農經濟的形成

          《華北》的第二個主要論點是,突出“貧農經濟”和“貧農社區”的形成過程。土地貧瘠和人地壓力是當時最為現實的兩個基本因素。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日本軍國主義的蹂躪促使眾多之前較普遍的以中農為主的農村緊密社區的解體。在生產關系方面,租佃關系和雇傭關系都在遞增。并且,不再帶有原有的親鄰間的道義約束和禮儀;部分具有穩定和緊密人際關系的社區越來越多地成為松散的、沒有人情可言的村莊;由社區受人尊敬的具有道德威望的人士來承擔領導責任的傳統逐步衰落,到戰亂時期越來越多的“惡霸”型的流氓或逐利型的小人來充當村長,魚肉村民;越來越多的中農淪為自家土地不足、必須依賴打短工來維持生計的“貧農”。同時,國家的臨時攤派日益繁重和苛刻。無論在“階級關系”層面上,還是村民與國家政權的關系上,矛盾都比較突出。這是一個相對其他地區更可能響應中國革命號召的地區。

          長江三角洲則不一樣。其土地相對肥沃高產,生態相對穩定,生活相對“富?!?。長江三角洲的“佃農”所占比例雖然要比華北高好幾倍,但實際上村民擁有長期穩定租種的土地的“田面權”,擁有“田底權”的地主則主要居住在城鎮。在城鎮中田底交易雖然頻繁,但并不影響在農村的穩定的“田面”耕作。由于土地總產較高,田面地租顯得相對并不十分苛刻,“階級矛盾”并不同樣顯著,佃種田面的小農較像華北的自耕中農。而且,由于那樣的土地關系,田賦基本都由擁有“田底權”的居住在城鎮的不在村地主來交付,村民相對而言較少與國家打交道,也較少感受到民國時期華北那樣日益苛刻的新型攤派。長江三角洲的村民與國家間的矛盾并不突出。因此,其農村無論在階級關系還是與國家政權關系中,矛盾都沒有像華北那么顯著。

          兩地相比,我們都不能用簡單的“生產關系”或發展還是欠發展的框架,以及“先進”或落后的框架來認識和理解中國的小農經濟,一定要用更寬闊多維的視角來認識:不僅僅是納入階級關系的因素,當然更不是簡單地將租佃和雇傭關系視作一方落后一方先進的不同;也不可僅憑“市場經濟”、資本和“前現代”相對“現代”發展的劃分來認識;我們更需要考慮到農戶家庭的特殊性、生存和生態的關鍵性、村莊社區組織等因素,國家與這些因素的關系,以及歷史偶然性等一系列不同的維度。否則,便不可能真正認識兩地在革命前的社會經濟實態。

          最突出和重要的一點是,在相對更高度商品化和富裕的長江三角洲,依據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式規?;洜I式農場,居然會在明清更替之后逐步走向消失,完全被小農家庭農場所取代。僅憑此點,我們便可以清楚知道為何無論是中國之前的“資本主義萌芽論”還是西方資本主義(規?;r場)的現代主義發展論,都是不符合中國實際的。其答案要通過中國小農經濟自身的特點來認識和理解。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演變

          《長江》與《華北》最主要的不同是,《長江》的后半部分將此地區的鄉村社會經濟史一直追溯到新中國成立之后的1980年代,而不是像《華北》那樣基本終止于1949年。而《長江》的后半部分最主要的發現乃是,革命前的“內卷”型耕作——農業的演變主要不在勞均產出的提高,而在依賴更多的“內卷型”勞動力(主要是家庭的輔助勞動力)投入,來將畝均產量和產值提高的變遷——仍然非常關鍵。

          集體農業意外地和之前的家庭農業具有一些關鍵的共同之處。主要是,其勞動力是給定的。在這方面,集體實際上等于是一個擴大了的家庭——它無法裁員。而且,集體下的工分制促使對婦女勞動力更完全地動員和使用,這方面比內卷型的小農經濟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和小農家庭一樣,生產隊和大隊集體最關心的是總產出,不是勞均報酬。它們帶有盡一切可能提高總產出的強烈動力,不會太多考慮到伴隨更多勞動投入而來的勞均報酬的遞減或停滯。正因為如此,在集體制下,農業內卷的程度比過去更高、更強烈。最突出的實例是1965年之后被廣泛推廣的“雙季稻”的種植。多加一茬水稻固然提高了單位土地的總產,但卻是以單位勞動和土地邊際報酬只可能嚴重減低的代價換來的。即便是新納入的機械化,它所起的作用也不是農業的去勞動密集化,而主要是使其在早晚稻兩茬交接的最緊迫的時間段中完成必要的耕地工作,使添加一茬的進一步勞動密集化成為可能。在國家的領導下,配合集體組織,固然在技術、水利、整田、良種等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改進,但并不足以改變農業內卷化的基本趨勢。在集體制下的二十年,單位土地的總勞動投入直線上升,總產是提高了,但單位工分值一直沒有顯著的提高。實際上,總體上與之前長期以來的“有(總產量的)增長、無(單位勞動產出的)發展”的內卷化趨勢基本一致。農村農民依然貧窮,城鄉差別依然顯著。

          農業長期以來的內卷化意味中國農業必須摸索出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我之后關于農業的《超越左右:從實踐歷史探尋中國農村發展出路》《中國的新型小農經濟:實踐與理論》兩書中探討的主要問題便是:中國怎樣才可能做到既是必然(由于中國的基本國情)的勞動密集,又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業現代化,即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和產值的提高?

          固然,這里我們要考慮到,城鎮化和中國非農經濟的大規模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今中國的勞均耕地面積仍然才7畝,戶均才10畝,內卷化農業依舊,實在不可與美國平均2700畝的所謂“家庭農場”相提并論。東南沿海和城郊農村除外,中國的農村和農業的主體,說到底仍然是極小規模的家庭農場。

          我提議,除了行將城鎮化的東南沿海和市郊農村,我們必須接納給定的“小農經濟”將不可避免地較長期延續的現實,在這樣的前提下探尋出路,而不是堅決追求規模經濟效益的大農場。

          如今,那樣的出路最突出的實例乃是近三四十年來發展的新型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小農場、小農業,其勞動力來自小農家庭,其資本則來自大規模外出打工后的非農收入,與規?;奈鞣绞劫Y本主義農場截然不同。也就是說,中國農村的出路在較長的時期內,仍然不是以資本主義大農場來取代小農經濟,而是在借助小農經濟的特殊組織邏輯和頑強生命力來推進其高附加值“新農業”的發展——如1、3、5畝地的拱棚蔬菜、幾畝地的果園、一二十畝地的種養結合農場。那樣的農業在2010年實際上便已經占到農業總產值的2/3,耕地面積的1/3。它們是使中國人的食物結構(糧食∶蔬菜∶肉食)從原先的8∶1∶1比例轉變為如今的4∶3∶3的關鍵基礎。中國農業未來的出路在于,為新農業的小農經濟建造迄今仍然欠缺的新型的、類似于東亞(日本、韓國)基于小農社區合作社的產、加、銷“縱向一體化”的優良基礎設施服務,進一步推進城鄉間真正對等互利的貿易,做大兩者相互推進的發展,而不是長久地陷于三大差別狀態。

          這是現代中國農業史為我們說明的最主要的現實和邏輯。最近幾年,尤其是2018年制訂《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來,相關問題已經得到了國家的重視。盡管之前對規模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的迷信仍然具有較大的影響,即便在農政決策者和學術界中,仍然有不少人堅持將小農經濟視作落后的、必須消除的負擔。但是,今后國家應當能夠更自信地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小農經濟現代化發展道路。這才是兩書主要結論的含義。

          黃宗智

          2022年7月

          ——摘自《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中文版序

          本書使用的史料,主要出自20世紀30年代人類學家實地調查所得的資料,尤以日本滿鐵研究人員在華北平原33個自然村實地調查所得的資料為主。作為一個侵略國發起的研究,滿鐵的調查,肯定有其局限性。調查的具體情況及其引起的史學問題,將在本書第二章中進行詳細討論。作者十年來詳細閱讀這些資料,把它們和中西學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做的調查加以比較,進行校對,又于1980年訪問了其中的兩個村莊,通過實地的調查,來核對、補充這些資料。最后,作者得出的結論是:滿鐵資料不失為用現代經濟人類學方法來研究中國農村的一組數量最大而內容又極為豐富的資料。它們的質量甚至可能高于20世紀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農社會的有關資料。此外,1979至1980年間,此書英文初稿寫成之后,作者承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接待,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清代的刑部檔案和寶坻縣的戶房檔案。作者試圖把滿鐵資料所顯示的一些20世紀的社會經濟變化趨勢追溯到清代前期,而對近數百年來華北農村的演變型式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本書在分析概念上,同時得助于農民學和中國歷史研究中的三大學術傳統,即革命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歷史研究,西方“形式主義經濟學”和“實體主義”(本書對它們的稱謂,見第一章)的學術著作,以及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和實體主義的研究成果。

          在聯系史實和概念的研究過程中,作者有意識地循著從史實到概念再回到史實的程序進行研究,避免西方社會科學中流行的為模式而模式的作風,和國內“文化大革命”期間以論帶史的傾向。本書試圖從最基本的史實中去尋找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再不斷地回到史料中去驗證,提煉自己的假設。

          國內和國外的學術著作,對于如何處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不同的習慣。在國內,應用他人研究成果時,一般只要求引述原始資料。此外,在與他人商榷時,避免直接指名道姓地提意見。國外則不然:學術著作的第一個要求,是總結前人的成果,劃清他人與自己的貢獻。與人商榷時,要求注明作者和書名,以便查對。作者覺得在這方面,國外的習慣是可取的,因為它體現了要求學術通過一代代的積累而不斷前進的科學精神。本書采用了西方的這種習慣,而以相當的篇幅總結過去中、日以及西方各家學派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自己的觀點,與之商榷。

          本書寫作過程中,承蒙國內外一些學術界的朋友慷慨幫助——都已在正文有關部分一一注明。作者受惠于李文治和劉永成兩位先生尤多。此外,1982至1983年間,美國不同學科的二十二位同行,以及中山大學的葉顯恩先生,對此書的初稿和第二稿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中華書局李侃先生,熱誠促進中美學術交流,使拙作得以在國內出版,十分感謝。

          寫譯此書過程中,首尾兩章,特殊概念頗多,由我自擬初稿,其余各章都由我的研究生葉漢明女士先譯成初稿,然后經我自己逐段修改。葉女士自己關于山東濰縣近百年農村社會經濟演變的博士論文,1985年底即可完成。她協助我翻譯中間各章,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全書最后定稿之前,承蒙劉永成和赫治清兩位先生慷慨為拙稿做文字上的修飾,不勝感激。作者長年在國外工作,平日寫作全用英語。這次等于用左手書寫此稿,加之原稿是用英文寫的,又用了一些特殊的概念,書中難免有不少半西半中的詞句和段落,還望國內讀者鑒諒。我花了近一年的工夫寫改此書的中文稿,目的是要為溝通中外學術交流盡本人微薄之力。我堅信海內外的學術若能真誠交流,相互促進,必定會使我們對中外歷史及其包含的真理,掌握得更深刻更全面。謹以此與國內同仁共勉!

          ——摘自《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名家推薦

          黃宗智教授這本書內容非常豐富詳細。我認為,這是迄今關于華北農村最好的研究著作。黃教授在書中探討了許多有關農業生產和創業的專業理論,他對這些理論都做了清晰、公正的評論。

          ——[美]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紐約書評》雜志

          黃宗智將這么多種不同的材料結合在一起,這使得他這本書在中國農村研究領域中不僅達到了迄今未見的深度,而且還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廣度。

          ——[美]羅威廉(William T. Rowe) 《亞洲史研究》

          這是一本不同凡響的經濟史著作。它既不同于傳統經濟史著作的從某一微觀經濟現象出發,剝繭抽絲,精雕細刻,也不同于湯因比,韋伯等哲人型史學家上下幾千年,縱橫環宇內,對歷史進行宏觀、整體的描述,而是以華北這一不大不小的經濟區域為考察對象,截取由明清至民國時期這一不長不短的時段,就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兩個方面進行客觀與微觀相結合的中觀研究。寓大于小,小中見大。這種研究已難說是經濟史研究還是社會史研究,而是將二者融為一爐同時也很難說屬于明清史抑或是近現代史的范疇,它已“跨越了潔代史和近現代史的鴻溝,把近現代一些歷史的變遷,追溯到清代前期”。研究視角和方法的更新,使黃宗智先生在對華北地區的研究中得出許多不同尋常的結論。

          ——馬敏 《讀書》

          編輯推薦

          黃宗智老師曾在一篇自述文章《感情,是我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的來源和動力》中說:“自己在價值觀上,一直把‘老百姓’的福祉認作人生和學術的最高目的和價值?!痹邳S老師這本書中也有這樣的話:“貧農確實猶如一個處身于水深沒頸的人,即使是一陣輕波細浪,也可能把他淹沒?!秉S老師以學術的方式對明清以來華北地區掙扎在生存邊緣的小農的困境做了普遍性揭示,其冷峻的筆調背后是何等的悲天憫人!所以,每一個渴望增長知識和啟迪德性的讀者,我想通過閱讀黃老師這本書都肯定會有所收獲。

          精彩預覽

          對于小農的特性,形式主義、實體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派都曾做過闡述。黃宗智認為,這些看法對我們了解他們所特別強調的那個方面有所裨益??墒?,繼續堅持某一方面的特征而排斥其他方面,是沒有意義的。他認為要了解中國的小農,需進行綜合的分析研究,其關鍵是應把小農的三個方面視為密不可分的統一體,即小農既是一個追求利潤者,又是維持生計的生產者,當然更是受剝削的耕作者,三種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這個統一體的一個側面。

          ——編者按

          中國的小農

          共產黨革命勝利前,中國的小農具有三種不同的面貌。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為自家消費而生產的單位,他在生產上所做的抉擇,部分地取決于家庭的需要。在這方面,他與生產和消費,工作和居住截然分開的現代都市居民顯然不同。其次,他也像一個追求利潤的單位,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又為市場而生產,必須根據價格、供求和成本與收益做出生產上的抉擇。在這方面,小農家庭的“農場”也具備一些類似資本主義的特點。最后,我們可以把小農看作一個階級社會和政權體系下的成員;其剩余產品被用來供應非農業部門的消費需要。

          農民學中三個不同的傳統

          小農的這些不同特性,各主要傳統學派已分別加以闡明。西方經濟學家研究其類似資本主義企業一面的代表作是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傳統農業的改造》。舒氏在書中論述道:小農的經濟行為,絕非西方社會一般人心目中那樣懶惰、愚昧,或沒有理性。事實上,他是一個在“傳統農業”(在投入現代的機械動力和化肥以前)的范疇內,有進取精神并能對資源做最適度運用的人。傳統農業可能是貧乏的,但效率很高。它漸趨接近一個“均衡”的水平。在這個均衡之內,“生產因素的使用,較少有不合理的低效率現象”(舒爾茨,1964:37)。舒氏認為小農作為“經濟人”,毫不遜色于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舒爾茨,1964:特別是第二、三章)。因此,舒爾茨提出改造傳統農業的正確途徑,不是蘇聯式的改造,而是在保存家庭式農場的生產組織結構的基礎上,提供小農可以合理運用的現代“生產因素”。一旦有經濟利益的刺激,小農便會為追求利潤而創新,從而改造傳統農業,如同美國所經歷的農業改革一樣(舒爾茨,1964:第七、八章)。西方經濟學家常以美國家庭農場來說明一個近乎純粹的資本主義企業(例見曼斯菲爾德1980年的教科書)。小生產者的大批存在,造成一個在公開市場上比較理想的自由競爭局面(區別于汽車生產中少數制造商控制市場的情況)。一個種植小麥的農場主所做的生產抉擇,可以充分說明價格和供求之間的關系。他如何最合理地分配土地、勞力和資本的不同比例,則可以說明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做最適度的運用,以盡量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

          最近,波普金(Popkin)又進一步闡明了舒爾茨的分析模型對我們了解小農的政治行為的意義。在他看來,小農的農場,最宜于用資本主義的“公司”來比擬描述。而作為政治行動者的小農,最宜于比作一個在政治市場上的投資者。在波氏的分析中,小農是一個在權衡長、短期利益之后,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產抉擇的人。波普金的書也因此取名為《理性的小農》(1979)。波普金考慮到小農農業中的冒險因素,試圖改進舒爾茨的分析。在這方面,波氏采用了米爾頓·弗里德曼(Freedman,1948)對風險條件下消費者的抉擇原理的經典分析(這套理論提出“效用的極大化”,包括有計劃的“賭博”和“保險”)。波普金還借用了邁克爾·利普頓(Lipton,1968)的以生存為首要條件的“理性”經濟行為的分析。在批評斯科特(1976,見下文)時,波氏也采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但他的觀點基本上和舒爾茨相同。

          對這種把小農當作資本主義企業家的分析持批評態度的學者則強調小農為自家生計而生產的一面。此學派可以蘇聯的恰亞諾夫為代表。他在20世紀20年代對革命前俄國小農所做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小農經濟不能以研究資本主義的學說來理解。資本主義的利潤計算法,不適用于小農的家庭式農場。因為這種農場不是依賴于雇傭勞動,其家庭全年所投入的勞動,很難分計為一個個勞動單位的成本。農場一年所生產的農產品,是全年勞動的成果,也不宜像現金收入一樣按單位計算。最重要的是:小農的家庭式農場的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其家庭的消費需要,不是為了追求最大利潤(Chayanov,1966a,1966b)。

          三十年之后,經濟史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又從另一角度批評了用資本主義經濟學來研究小農經濟。波蘭尼和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派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學的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以一個根據供求規律而定出價格的市場的存在為前提。將這種經濟學應用到尚無此類市場的經濟體系上,實際上等于強把“功利的理性主義”普世化: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等同一個追求經濟合理化的“功利的原子”。波蘭尼提倡用“實體經濟學”取代上述“形式經濟學”,以“實體經濟學”分析資本主義市場尚未出現之前的經濟。他還認為,“形式經濟學”的前提是人人都有余裕做經濟抉擇,并假定土地、勞力和資本都可以用貨幣買賣。他所提倡的“實體經濟學”則認為在資本主義市場出現之前的社會中,經濟行為“植根”于社會關系,如古代的“互惠”關系(例如互助及親屬之間的義務),而非取決于市場和追求至高利潤的動機。研究前資本主義的經濟,需要一種截然不同的方法:要把經濟作為社會“制度過程”來探討(波蘭尼等,1957:特別參見第十二、十三章)。

          波蘭尼的觀點,得到許多研究尚無市場關系的小社團和半商業化農村的經濟人類學者的支持。這些“實體主義者”(同行們常這樣稱呼他們)一向反對用西方傳統經濟學的模式來研究非西方的前工業社會。時至今日,資本主義經濟學到底應否或如何應用于小農經濟研究,仍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所涉及的問題范圍可見于多爾頓\[Dalton\],1969,以及附錄的評論)。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闡明了恰亞諾夫和波蘭尼的學說在分析農民思想和政治行為方面所蘊含的意義。在其《小農的道義經濟:東南亞的叛亂和生計維持》(1976)一書中,斯科特力持:小農經濟行為的主導動機是“避免風險”“安全第一”;在同一共同體中,尊重人人都有維持生計的基本權利的道德觀念,以及“主客”間的“互惠關系”等。因此,小農的集體行動,基本上是防衛性和復原性的,是為了對抗威脅生計的外來壓力,對抗資本主義市場關系以及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入侵。

          與形式主義和實體主義的觀點相對立,馬克思主義強調的則是小農的最后一個方面。一些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認為,小農經濟是“封建”經濟的基礎,其主要特點是一整套的階級關系,即地主和小農生產者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小農的生產剩余,主要是通過地租(包括勞役、實物和貨幣地租)和賦稅形式而被地主及其國家所榨取。封建社會中的農民,既非形式主義分析中的企業家,也非實體主義者筆下的道義共同體成員;他們是租稅的交納者,受剝削的耕作者。其生產的剩余用來維持統治階級和國家機器的生存。(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封建主義社會中小私有者農民的存在,但認為當時主要的階級關系是地主和佃戶間的關系。特別參見馬克思,1967,3:782—802;列寧,1907:190—218;斯大林,1940;毛澤東,1939。)

          對分化中的小農經濟的一個綜合分析

          本書所采用的首先是一個綜合的分析。以上概述的三種分析,對我們了解他們所特別強調的那個方面有所裨益??墒?,這些分析引起了長時間的爭論。在我看來,繼續堅持某一方面的特征而排斥其他方面,是沒有意義的。本書首先主張:要了解中國的小農,需進行綜合的分析研究,其關鍵是應把小農的三個方面視為密不可分的統一體,即小農既是一個追求利潤者,又是維持生計的生產者,當然更是受剝削的耕作者,三種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這個統一體的一個側面。

          其次,我們還需要區別不同階層的小農。因為這些特性的混合成分和側重點,隨不同階層的小農而有所區別。一個經濟地位上升的、雇傭長工以及生產有相當剩余的富農或經營式農場主,要比一個經濟地位下降的、在饑餓邊緣掙扎、付出高額地租和領取低報酬的佃農、雇農,較為符合形式主義分析模式中的形象;而后者則更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模式。一個主要為自家消費而生產的自耕農,則接近于實體主義所描繪的小農。

          我們要采用的是一個區別不同階層小農的綜合分析。16世紀后期,華北平原開始植棉。這些棉農,表面看起來,似乎都是為適應市場需求和棉花的較高利潤而植棉。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各個階層的棉農,其植棉的動機是不同的。較大而富裕的農場,在決定把棉花納入其總作物組合型時,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利潤的誘導。然而,即使是最大、商業化程度最高的農場,一般仍以其耕地面積的相當部分,種植直接供家人食用的作物,并把部分剩余用以納稅,供政權組織所用。至于較貧窮的小農,生存的考慮往往重于利潤的追求。小農分化和人口遞增的雙重壓力,使許多貧農農場面積在18世紀后,縮小到生產不足維持其家庭的食用。許多這類小農,被迫冒險以反常的比例面積來種棉花,因為植棉可以較充分地使用剩余勞力,而棉花的較高收益也使他們有可能賴以維持生計。至于租佃土地的貧戶,則往往毫無選擇的余地。地租一旦隨棉花所得的收益增高,租種可以植棉的土地的小農便無法繼續種糧食。但是,如果市場行情發生劇變,他們便相應地調整作物組合比例,與較富裕的農場并無二致。換言之,小農對種植棉花的態度,同時受三種因素的影響。利潤的考慮,在富裕的農場上占較大的比重。在貧窮的農場,則較多地考慮生計與生產關系。

          另一個有關的現象是:使用雇傭勞力的大農場和依賴家庭勞力的家庭農場對人口壓力,會做出不同的反應。大農場可以就農場的需要變化而多雇或解雇勞力。家庭式農場則不具備相似的彈性。從相對勞力而言,面積太小的家庭農場,無法解雇多余的勞力;面對剩余勞力的存在和勞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無能為力。在生計的壓力下,這類農場在單位面積上投入的勞力,遠比使用雇傭勞力的大農場為多。這種勞力集約化的程度可以遠遠超過邊際報酬遞減的地步。恰亞諾夫指出,革命前俄國曾存在過這種現象(恰亞諾夫,1966:113—116)??死虻隆ぜ獱柎?Clifford Geertz)給爪哇水稻農作中這種集約化到邊際報酬收縮的現象,冠以一個特別的名稱:“農業內卷化”(吉爾茨,1963)。我們如在圖上以垂直軸線代表產量,水平軸線代表投入的勢力,“內卷”的現象出現于顯示產量與勞力之間的關系的曲線開始向右伸平之后,即勞動力邊際產量開始遞減之后。本書將證實人口壓力常使冀—魯西北平原貧農農場勞力的邊際報酬降至雇傭勞動工資和家庭生計需要之下。對一個與資本主義企業相類似的大農場來說,這樣的經濟行為是不合理的——一個企業何以會在邊際收益低于成本時繼續投入勞力?這樣做豈不等于故意要虧本?

          但我們不應就此下定論說,那些家庭農場的經濟行為是“不合理的”,這是不能用形式經濟學來理解的。內卷化的現象,實際上也可以(勉強)用微觀經濟學的理論來給予合理的解釋,但需要同時用關于企業行為和消費者的抉擇理論來分析,而不可簡單地用追求最大利潤的模式來分析。一個有剩余勞力的小農,把投入農場的勞力提到如此高的地步,是因為這樣的勞力對他來說,只需很低的“機會成本”(因缺乏其他的就業可能),而這種勞力的報酬,對一個在生存邊緣掙扎的小農消費者來說,具有極高的“邊際效用”。不用追求最高利潤的觀念(來自企業行為的理論),而用“效用”觀念(來自微觀經濟學中關于理性消費者的抉擇的理論)的好處是:它可以顧及與特殊境況有關的主觀抉擇。最主要的是要把家庭農場當作一個生產和消費合一的單位來理解。

          小農的經濟行為在以上兩個例子中一個和商業化有關,另一個和人口壓力有關——只能通過區別不同階層的小農,而又綜合形式主義、實體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分析來理解。這是本書探討華北農村的演變型式時所采用的基本觀點。

          ——摘自《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圍繞“中國為什么沒有發展出歐洲式資本主義這一問題”,艾爾溫“高水平均衡的陷阱”說認為,中國因人口的增加,侵蝕了維持生活所需以外的剩余,沒有可能為革新性投資積累資本。黃宗智認為,艾氏的“陷阱”命題盡管有助于理解20世紀30年代經營式農業不發達的原因,但若把人口因素從互相依存的生態系統孤立出來,就是忽視了社會、政體、經濟和環境間的相互關系。

          ——編者按

          一個“高水平均衡的陷阱”?

          我們現在要問:20世紀30年代像沙井村張瑞那樣的經營式農場主,何以沒有做出上面的一些革新措施?這里我們要轉回考慮艾爾溫的“高水平均衡的陷阱”。如上所見,那個理論的部分命題——力持中國因人口的增加,侵蝕了維持生活所需以外的剩余,沒有可能為革新性投資積累資本,經不起一個考慮到分配不均和生產關系的分析。正如利皮特所指出的,革命前中國農村的“潛在剩余”可能相當于農業總產量的30%。我們若把中國農業為什么發展不充分這個問題對準經營式農場主這樣的一個社會階層,說人口壓力侵蝕了維持生活所需以外的剩余,便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那些農場肯定掌握了一個可能用于革新性投資的剩余。真正的問題是他們為什么沒有把剩余用于此途,而不是何以他們沒有剩余。

          艾爾溫的“陷阱”命題的第二部分值得較詳細地考慮。這個說法是:人口壓力把中國的農業推到高度集約化的水平;因此,土地生產率較難進一步提高。顯然地,在新資本投入可以大大提高產量的情況下,這樣的投資較易激發也較易償還。但在新資本投入只會取代勞力的投入,而不會大量提高產量的情況下,革新性投資比較難以激發。這樣,農業就會被困在一個高水平的陷阱里。

          這個分析,的確有助于理解20世紀30年代經營式農業不發達的原因。在當時的生態系統內,農場生產力確已發展到接近極限的地步。套種玉米和冬小麥以提高復種指數,每畝用2000斤有機肥料,為充分利用土壤水分的四人一組的耕種法等,都表明了革命前農業制度的高水平的事實。該制度的勞動高度集約化,也肯定排除了向美國式的高度資本密集及非勞動集約的農業發展的可能性。如第八章所示,連畜力利用的擴大,都受阻于這個小農經濟中的大量廉價剩余勞動力。

          可是,這并非說人口壓力必定會阻礙一切傳統或近代形式資本的進一步投入。舉例說,沙井村革命后提高傳統有機肥的使用量,再加上用化肥作為追肥,不但沒有減少勞力的需求,反使其增大。就算是拖拉機,它雖在耕地時為沙井節省了大量勞力,但同時也因擴大了套種面積而提高了勞動力的需求。這類資本投入,完全沒有受到高人口密度的抵觸。而它們的實效,可以鮮明地見于沙井村30年來產量提高了3倍以上的事實。1981年,沙井大隊從種植糧食轉向蔬菜。這意味著每畝地將有更高的勞力和資本(如肥料和灌水)投入。該村的就業機會、農產品價值和個人收入都將大幅度增高。人口若能維持不變,或維持在勞力需求增加的幅度之下,該村將會有提高資本積累和革新性投資的可能。沙井村不一定會重履近30年的途徑——再次讓經濟發展的大部分成果,被人口遞增蠶食掉。

          要解釋1949年前的沙井,為什么沒有把化肥這樣的現代“資本”投入它的農業,我們必須把注意力從人口壓力轉移到自然環境和社會政治結構的相互依存關系上?;时仨氂兴侥苁褂?,而1949年后沙井的灌溉,是在國家介入農業之下才可能具備的。革命前的政權沒有起這樣的作用。再者,化肥對玉米最有效,對高粱卻效用不高;因此,化肥的利用也和克服澇災有關。如上所述,沙井玉米種植比例的提高,是以平整土地及修建排水溝系統為前提的。那些成就,又是以村莊的集體組織為基礎的。在革命前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體系下,那種組織是難以想象的。

          所以,20世紀30年代即使已有廉價的化肥,也并不能單靠它來改變村中農業的狀況。一個農業制度,是人類社會及其自然環境互相作用的結果;它會和自然地理及社會政治結構互相聯系。像“陷阱論”那樣,把人口因素從互相依存的生態系統孤立出來,就是忽視了社會、政體、經濟和環境間的相互關系。而把所有現代農業的資本投入等同于和人口壓力相矛盾的節省勞力的投入,是對現代農業采取了一個過分狹隘的觀念。

          我們若超出農業而著眼于整個經濟系統,“陷阱論”的含義便會顯得模糊不清。這個模式所分析的是人口、農業產量和技術改良三個因素之間的關系。它并沒有對手工業和工業做出分析,也沒有指出農業經濟的落后與其他經濟部門的停滯之間,可能有連帶的關系。本章著重討論農業;有關經濟整體的一些問題,將于最后一章討論。

          ——摘自《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對掙扎在生存線上的華北小農來說,僅靠農場收入根本不足以維持生計,因此家庭手工業生產成了他們的救命稻草。手工業可視作搖搖欲墜的家庭式農場經濟的支柱,而家庭式農作也可視作手工業的支柱。而這種商品化了的手工業,與其說是像有的人說的那樣成為過渡到資本主義工業的跳板,不如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這真是歷史的吊詭!

          ——編者按

          家庭式農場和家庭手工業生產

          家庭式小農場的一個明顯支柱,是家庭手工業生產。農場收入之不足以維持生計,使手工副業成為必要的輔助,而農場勞力的剩余,則為它提供了所需的勞力。農場工作必定有季節性;因此,每個農場都會在農閑時有一些剩余勞動力。此外,家庭是個有高度彈性的生產單位——婦女和兒童可以動員做輔助性生產。當農場面積小于家內勞力所能耕作時,即使在農耕季節,也會有剩余勞動。

          馬克思把中國家庭工業和小農耕作的結合視作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對馬克思來說,這是一個構成停滯的社會的根基。他并以此解釋中國和印度對英國工業產品侵入的頑強抵抗力(馬克思,1967,3:333;許滌新編,1980:57—58)。毛澤東和部分當代中國史學家,亦曾循馬克思之論,把中國的前近代經濟描繪成一個以“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為主的體系。

          然而,正如第六章所指出(而許多研究“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史學家已經證實),“自然經濟”這個概念容易造成某些誤解。到了18世紀,華北平原的經濟已經相當高度商品化(雖然它和長江下游比較起來,仍顯得落后)。小麥已成為一種商品作物,棉花也已廣泛栽種。在手工業方面,許多地區早已超越為自家消費而生產的“自然經濟”階段,而成為市場經濟的一部分。施堅雅對市場結構(1964—1965)和都市化的研究有助于指出“自然經濟”模式的不足(Skinner,1977a;1977b)。

          商品化了的家庭手工業生產對家庭式農場經濟的支持,可以見于本書引用的手工業發達類型的村莊。首先讓我們考慮魯西北高唐縣祁寨村的例子。棉花占了該村耕地面積的整整60%,是本書33個村中比例最高的,但與其他種植棉花的村莊不同,祁寨的居民主要是自耕農(占全部農戶的94.8%);租地只占耕地面積的3.4%。調查資料對這個反常形態的產生經過雖然沒有提供充分的證據,但我們可以推測:本來會淪為佃農的家庭式農場主,因從棉紡織手工業所獲收入而得以維持自耕農式經營。村中上等收入階層的婦女,一般不紡織或只為家庭消費而紡織;但其他的婦女差不多都終年紡織,紡出比自家需要高出幾倍的紗布來,幫助維持家庭生計(北支那,1943b:12,93)。

          冷水溝村(也在魯西北)是另一個例子。和祁寨一樣,這個村莊顯示出一個反常的形態:它的商業化程度頗高(耕地面積的33%種米,主要售于濟南),但佃地率極低(該村360戶中只有28戶租入一些土地,其余幾乎都是自耕農)。最合理的解釋,是該村高度發達的藁繩工業。這項副業收入,使小土地所有者有可能抗拒伴隨農業商品化而來的社會分化的壓力。

          冀南棗強縣杜雅科村也有同樣的現象。這里的自耕農得助于一個發達的織布和“皮腿業”(村民買入羊腿皮來做皮襖和皮蒲團)。這個村雖然商品化程度頗高(小麥占作物面積33%),但它的租佃率很低:1937年租地不到全村耕地的10%。

          商品性手工業生產支撐家庭式農場經濟的證據也可以見于冀東玉田縣的小王莊和芝麻堼。這兩個村土地對人口的比率都非常低:只分別為人均1.2畝和1.4畝,遠低于全省的3.95畝。嚴酷的自然環境更加重了土地短缺的壓力:兩個村很大部分土地都易澇,反映于高粱在作物面積中所占的極高比例(分別為50%和66%)。這兩個村莊根本就不能單靠農作來維持其生計。村民生存的關鍵在銷往東北的手工織布。小王莊的155農業戶,曾一度擁有織機142臺,芝麻堼的76農業戶約有50臺。東三省的市場在日軍占領后被封閉,使兩村經濟遭受嚴重的打擊。截至1936年,小王莊142臺織機中只有34臺、芝麻堼50臺中只有25臺尚在繼續生產。許多村民要出外傭工——此事實可見于這兩個第四類型村莊中長工所占特高的比例(小王莊25.8%,芝麻堼28.9%)。手工業支撐作用一旦消失,兩村經濟便很快地衰落(滿鐵,冀東地區,1936a,卷2:42)。

          貧農農場從商品性手工業生產取得輔助性支持的模型,當然早已確立。舉例說,乾隆朝《樂亭縣志》記載:“以布易粟,實窮民糊口之一助云?!?引自片岡,1959:93)

          這兩者之間的關系,當然也可以從相反的角度去觀察:手工業可視作搖搖欲墜的家庭式農場經濟的支柱,而家庭式農作也可視作手工業的支柱。手工副業的收入,可以幫助維持一個凈收入低于生活需要的家庭式農場;而家庭式農作,可以維持一個勞力報酬低于生活所需的織布者之生活。

          在1936年,河北小王莊的織布者扣除支出后,一日凈得30分至40分(滿鐵,冀東地區,1936a,卷2:41,43,44);當時山東織布每日可凈得25分至50分(天野,1936:219)。按一日40分至50分計,一個織布者所得和一個短工差不多,約合一個成男兩日的糧食等值。以一日25分計,他或她只得當天的膳食。

          這樣的工資實際上低于馬克思所論“維持生計的最低工資”。馬克思心目中的“維持生計”,不僅包括勞動者自己的生存,還包括他的家庭;工人要能再生產自己,才算是維持了生活。這個觀念可稱為“維持家庭生計的最低工資”,而一日25分至50分的工資,實際上只相當于工人本身的生活所需。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匯來說,這樣的剝削,不僅榨取了勞動的剩余價值,還榨取了工人繁殖下一代所必需的“必要勞動”價值的一部分。

          貧農家庭式農場之所以會忍受這種饑餓水平的工資,原理和它們忍受饑餓水平的農場凈收入相同。因缺乏其他的就業機會和生活的需要,貧農迫不得已要為低于維持生活水平的工資而傭工。而手工業勞動和家庭式農作的結合使他們能分別從這兩方面各取得部分而不完全的生活費。

          鄉村手工業工人的低微工資又轉過來令使用鐵輪機的手工棉織業得以和近代棉織工廠競爭。根據趙岡的數字,在1932—1936年間,手工織布仍占中國棉布總生產量的66%。如上文所述,在冀—魯西北平原上,高陽、寶坻等區,更在機動工廠的鼎盛時期興起為新的手工織布中心(趙岡,1977:191—196,232—233;嚴中平,1963:243)。

          這樣,和馬克思原來的分析不同,不是自足的“自然經濟”,而是商品化了的手工業對近代工業的入侵做出了頑強的抵抗。而且,與其說帝國主義瓦解了所謂“自然經濟”,不如說它把以國內市場為基礎的手工業轉變為納入世界經濟,并受其市場影響的手工業。

          結果,這種商品化了的手工業,與其說是像有的人說的那樣成為過渡到資本主義工業的跳板,不如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富蘭克林·門德爾斯(Mendels,1972)認為,以商業資本和家庭工業的結合為基礎的“原始工業”,為西歐的工業資本主義鋪了路:原始工業化的商業資本和市場網是工業資本的基礎;后來的工業區往往是早期的原始工業區。漢斯·梅迪克(Medick,1976)進一步強調,有些人常以為是與工業化有關的社會變化,實際上源于原始工業:從一個收入基于土地財產及其繼承權的社會,變為一個收入基于勞力的社會,這種轉變引起家庭內部權力分配的改動。但冀—魯西北,似乎沒有發生這樣的質性變化。反之,舊式家庭農場經濟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業生產,使它成為自己的附加支柱。舊式的商業資本利用了只具低廉機會成本的家庭農場勞力來和新式近代紡織廠競爭。

          這并非說手工業生產不可能走西方原始工業化的路。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這條路的一線可能性。上面提到的畢豐漣便是一例:他從一個有地30畝的中農開始,而以絲織所得的利潤來增加土地,使他擁有一個300多畝的莊園和一個20多臺織機的作坊(景、羅,1959:68—72)。要是有更多這樣的例子,而它們又進一步轉化為資本主義工業的話,那么門德爾斯和梅迪克的假設便可能適用于中國。我們也許要用海默和雷西尼克(Hymer and Resinick,1969)的模式來分析一個結合手工業和家庭農場的生產單位:他們認為這是一個企業性單位,它會應市場的變動,追求把寶貴的勞力資源最合理地分配于糧食生產和“Z”性活動(非農業的生產)之間。

          但20世紀華北平原的貧農所面臨的問題,不是勞力的相對稀少,而是勞力的過剩。在這樣的情況下,按形式主義者的邏輯來分析他們怎樣把稀少的勞力作最理想分配,是沒有意義的。貧農農場在就業不充分和剝削性的階級關系的雙重壓力下,首要的是維持生活而不是利潤。為低于生活所需的勞動報酬而進行手工業生產,是這種掙扎的一面。

          ——摘自《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一個完全無產化了的長工,他的工資,在自己膳食之外,只夠用于一個成男的口糧,不足以維持一個家庭。假如婦女也可以像男子一樣當長工或從事他種雇傭勞動,這些長工也許可以娶妻生子而再生產。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停滯的經濟中的大量過剩勞動,排除了這種婦女就業的可能性。結果一個完全“無產化”了的雇農,一般只可能是光棍一個,而成為他家最終的一代。

          ——編者按

          華北小農的命運

          家庭式農場和短工

          手工業肯定援助了小農經濟,但我們不宜夸大它的作用。我引用的33個村莊的樣本中,只有5個有發達的手工業;這一事實提醒我們,不要以為在這個經濟體系中,幾乎所有家庭式農場都依靠家庭工業支持?!白匀唤洕崩碚撃J剿O想的,就是這樣一幅景象。此外,部分家庭農場依賴手工業輔助的事實,并不能解釋本章上面提出的問題:在自家農場上只能獲得低于雇農工資的勞動報酬的貧農,為什么不放棄自己的農場而變為長工?他們的婦孺仍可從事織布,就是他們自己也可以在農閑時干一些。這樣他們可以得到較高報酬。換言之,一個農戶沒有理由不結合傭工和家庭工業,正如結合家庭式農作和家庭工業一樣。

          我在第四章中估計,20世紀30年代,在冀—魯西北平原上,短工大概占總農場勞動力的6%,即全部雇傭勢力的1/3左右,而全部農戶中可能有1/3打短工。這些農戶大部分是貧農:有地數畝,或租佃部分或全部耕地,而耕種一個不足以維持家庭生活的小農場。

          表11.3列出了中等商業化的沙井村(1941)和高度商業化的米廠村(1936)中打短工的農戶戶數和類別。我們可以看到,在米廠的40戶中有33戶占地10畝以下,其中足足31戶只有5畝以下的土地。沙井的短工中,同樣地大多數只有10畝以下的土地(21戶中的15戶)。有關19世紀90年代山東短工的資料,顯示同樣的圖像:被調查的141個村莊中,有86%的村莊的短工有地在10畝以下;只有6%的村莊中有占地10畝以上的農戶出外傭工(景、羅,1957:126—128,附錄表3)。占地這么少的農戶,常常無法只在農場上維持自家勞力充分就業的機會,以及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他們因此必須出外傭工,來輔助自家農場的收入。米廠的第88號農戶家長,可視作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在1936年,耕種9.5畝租入的土地,另外打短工共35天,賺得8.75元,以補充其一家三口的生活需要(滿鐵,冀東農村,1937b:9—10,27—28)。寺北柴村的郝小五可以作為另一個例子:他在1941年,種四畝租入的土地(曾是他自己所有,但當時典予地主),并傭工50天,以補充其微薄的農場收入(《慣調》,3:528—529)。

          雇用短工的一般型式是這樣的:在農忙季節,傭工的人,在日出前的清晨3時至4時,去某一固定的地方集合待雇。寺北柴村的村民,在縣城南關正東一棵老柳樹前集合。在棉花收成的旺季,覓工的短工多至300人。每個人攜帶著該季節適用的工具:四五月小鋤頭,五六月大鋤,七八月鐮刀,諸如此類(《慣調》,2:50—51;3:194—195,223,272)。山東冷水溝村的短工,在附近楊家屯關帝廟前聚集——共約20—80人,視季節而定(《慣調》,4:152—153)。雇主們4時左右到達。多是經營式農場主或其長工、富農及中農。在4—5時間進行雇用,很少在6時以后。雇用的條件,一般直接由雇主和工人口頭談定。雇主們會爭著雇用干活最好的人(《慣調》,3:194—195)。

          受雇的短工即時到農場去工作,一般在破曉前開始。程序和長工相似:通常早飯前干活一小時;然后工作至日落為止,飯后有休息,一日中另有三次小休,大致按照一般習慣進行。雇主多數供應伙食,通常不超過三頓粗糧——如上所述,一頓粥兩頓飯,另加當天的現金工資。根據村民的供述,農忙時的工資和農閑期間勞力需求低時的工資,相差頗大;有時相差一倍以上,如表11.4所示。戰時通貨膨脹,工資也隨糧食的價格而上升。

          一個短工的工資加上膳食等值,平均一日比長工的工資高出約一半。理論上他可以在100日至150日中掙得相當于一個長工的金年工資。但很少有貧農能在一年之中找到那么多天的工作。以米廠村為例:1936年,村中54個短工,每人平均只傭工54.8日(滿鐵,冀東農村,1937b:25—26)。在商品化程度較低的大北關,1936年,64個短工平均受雇41天(滿鐵,冀東農村,1937a:26—29)。雖然如此,對一個貧農戶來說,這種收入非常緊要,如表11.5所示:米廠的長工一年掙70至110元(連伙食等值在內)(滿鐵,北支事務局,1938—1941,1:表1,14,40),比5戶貧農中4戶的農場凈收入高出甚多。但這些農戶加上打短工所得,他們的收入便高于這個數字。

          貧農型的生活方式,實際上是家庭式農作加上傭工。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即以傭工為劃定貧農的一項特征。我們若在此工資的純經濟收益之上,再考慮到他們仍可保有在自家農場上當自己老板的意識,而在村里享有比長工高的身份地位(這點將在后面討論),便完全可以理解,為什么貧農對他們面積不足的小農場會緊緊抓住不放。

          家庭式農場和長工

          甚至長工也和小農經濟有分不開的聯系。表11.6編排了4個村莊23個長工占有土地的資料。

          表中可見,23個長工中有10人仍擁有并經營1—6畝的小農場(家中婦孺通常幫助耕作)。余下的13人中,有5人曾經繼承過一些土地,到最近才把土地售出,而成為完全“無產化”的農業雇傭工人。另2人的父親一代曾擁有一些土地。23人中只有4人是無地雇農的第二代(剩下的2人我們沒有關于他們父親一代土地所有的資料)。

          大多數的長工仍從小塊家庭農場尋找部分生計的事實,不應是出乎我們意料的事。一個完全無產化了的長工,他的工資,在自己膳食之外,只夠用于一個成男的口糧,不足以維持一個家庭。假如婦女也可以像男子一樣當長工或從事他種雇傭勞動,這些長工也許可以娶妻生子而再生產。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停滯的經濟中的大量過剩勞動,排除了這種婦女就業的可能性。結果一個完全“無產化”了的雇農,一般只可能是光棍一個,而成為他家最終的一代。這就是大多數雇農,都是在自己一代才失去全部土地的原因。他們剛從貧農的階層降落成為雇農,仍在盡其所能粘著小塊農場,來補充其不足的工資。他們不是加入一個正在成長的新生產方式的人,而只是快要從舊社會底層掉下的人。他們的人數將由其他下沉中的貧農填補。莫伊斯(Moise,1977),用比例相應增減的分析說明,若每一代從社會底層移去部分農村人口,即使其他條件全無改變,也會使剩下的人的社會相對地位相應降低。這就是一個經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社會和一個只有社會分化,幾乎沒有經濟發展的社會間的分別。

          人口壓力和社會分層結合起來,在一個停滯的小農經濟上導致了一個特別惡性的頑固體系。貧農被困于同時依賴家庭式農作和傭工來求生,無法擺脫其一,又不得不忍受兩者所賦予的低于維持生活所需的收入。他們的廉價勞動,又轉過來支撐著一個寄生性的地主制,和一個停滯的經營式農業。貧農們,甚于農村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必須在人口過剩和不平等的生產關系雙重壓力下掙扎生存。

          ——摘自《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是費正清獎、列文森獎得主黃宗智先生的成名之作。全書基于包括滿鐵資料和地方檔案在內的大量史料,以及作者實地調查所得資料,對明清以來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的特點做了深入考察,探討了一系列影響中國社會走勢的關鍵問題。以下是該書結論部分。

          ——編者按

          結論

          農村演變的型式

          西歐的小農經濟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改造時,中國的小農經濟卻在日益內卷化。西歐的小農社會經歷階級分化和全面向資本主義轉化時,中國仍停留在小農社會階段。西歐越來越多的小農轉化為新興的無產階級成員時,中國的小農仍舊為小農,只是經歷了部分的無產化。這些差別是雙方財富與勢力的不均衡,是中國受帝國主義侵略之害的社會經濟背景,同時也是促成19—20世紀大規模農民運動的鄉村危機的根源。

          華北平原農村的變化,充分反映出這一鄉村危機的形成過程。清初的冀—魯西北地區是一個人口比較稀少、商品化程度較低的地區。除了清廷分賜的莊園,這是一個以自耕農為主的未經階級分化的社會。到20世紀30年代時,此地區已變成了一個人口密集、地主和佃農、雇主和雇工階級相當分明的社會。三個世紀以來的人口增長,給耕地帶來了嚴重的壓力。同時,商業性農業的成長,又促進了階級的分化——獲利于經濟作物(例如棉花,其利“倍于五谷”)和因經濟作物的風險而遭受損失的兩種小農之間的分化。人口增長與階級分化的雙重壓力使本區45%的農場面積降到10畝以下,而一戶維持生計最起碼的要求是15畝。世界資本主義的侵入并未在本地造成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它只加速了本地區原有的社會經濟變化。

          經營式農業可以反映出本地區經濟停滯和社會變遷的情況。經營式農場主要起源于16世紀以來因耕種經濟作物而致富的小農農場。及至20世紀30年代,經營式農場已占冀—魯西北耕地面積的10%左右,并且已成為自然村中“富戶”的主要來源。它們是農村中最大和最成功的農場,但它們的生產力大多仍被束縛于小農經濟的范圍之內:在“資本”(即畜力、肥料和灌溉等)的使用量和使用方法上,它們和小農家庭農場沒有什么區別。因此,在單位面積產量上也無顯著差別。此外,農場面積一旦擴大到200畝以上,它們便往往再度向小規模的經營轉化。大的農場主會轉向地主式經營而追求仕商之途的更高利益。

          國內過去“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學術研究,多把雇傭關系的興起等同于“資本主義萌芽”。在勞動力比較缺少的西歐,自由勞動力的出現肯定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主要前提之一。但在人口過剩的中國,農村中或可能有數百萬的“游民”浮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問:當時是否真的同時有一個積累資本的新階級興起,并同時有生產力上質性的突破發生,生產方式的變化,出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不應只單方面考慮生產關系。

          冀—魯西北的雇傭關系迥異于一個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社會。此地人口增長與階級分化的雙重壓力使雇工工資低到只依賴傭工收入無法維持一家生計的地步。這樣,一個完全從家庭農場分離出來的雇農,一般沒有能力娶妻生子,他會成為自家最終一代的人。那些有家庭的雇農多是正在由貧農轉化為完全無產的雇農,仍在緊緊抓住一個小農場不放,從那里取得家庭的部分生計。在這樣一個小農經濟中,社會變遷的主要內容,是趨向越來越多的同時束縛于家庭農場和雇傭勞動的半小農、半雇農,而不是越來越多完全脫離家庭農場的無產者。

          這樣的半小農,在中國革命中被稱為“貧農”。正如《土地改革法》所指出的:

          貧農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與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無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需租入土地來耕,受人地租、債利、與小部分雇傭勞動的剝削。這些都是貧農。

          中農一般不要出賣勞力,貧農一般要出賣小部分勞動力,這是分別中農與貧農的主要標準。(《土地改革手冊》,1951:56)

          到20世紀30年代,本區約有半數的農戶與這個描述相符。他們以部分時間傭工,來補充自己小農場的收入。這些貧農中約有一半人是租入部分或全部土地耕作的。在沒有工業迅速成長所能提供的出路和支援的情況下,他們是農村中最受人口和階級剝削雙重壓力的階層。

          小農之分化為經營式農場主、富農、中農和貧農,改變了這個小家庭農場經濟的性質。對一個中農來說,“合理的”經濟行為,雖仍表現于滿足家庭消費要求和工作辛勞之間的“均衡”(一如恰亞諾夫所指出的),但對一個經營農場主來說,它已變為最高利潤的追求(一如形式主義分析所指出的)。對半無產化了的小農來說,則表現為在人口與租佃和雇傭的剝削關系壓力之下,最有效地維持生計。

          小農半無產化的過程,進一步改變了許多小農與他們的社團以及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系。自耕農要直接向國家納稅,無地的貧農則無此義務。他們生產的剩余是通過地租形式交付給地主的,然后由后者來承擔國家的稅額。我們將在下面再總結這種變化對自然村結構和農民集體行動所起的影響。

          貧農經濟的結構

          經營式和家庭農業的比較與分析,首先證實了中國小農經濟的人口過剩與內卷的事實。過去,對小家庭農場經濟到底在何種情況下才應視為有人口過剩這一問題爭論不休。農活季節性很強,在農閑期間,任何農場都有勞力剩余。而到農忙時,即使是勞力最充裕的農場也可能會變得人手不足。此外,一個農場需要多少勞力,是隨著技術水平與生態環境而變化的:旱地的勞力過剩,會在水田上變得勞力不足。而且,一塊耕地的產量,在相當程度上會隨勞力密集的程度而升降。這一切說明,我們很難為人口過剩下個定義和度量其程度。本書試圖比較同一技術水平和生態環境下的經營式和家庭農場的勞力運用,并借此提供一個衡量人口過剩的具體標準。

          首先,經營式農場傾向于合理地運用勞力和土地,因為它們可以按需要來雇傭勞力。但家庭農場則無此條件。貧農農場上的勞力對耕地占有的比例遠遠高于經營式農場的事實,證明人口壓力的存在。

          其次,農場面積過小(相對自家所有勞力和家庭生計而言)會迫使一個農戶采用內卷的經營方式。不少貧農農場,在同一作物上投入了近乎大于經營式農場一倍的勞力,而取得的只是急劇遞減的邊際報酬。他們之中有的過分集中于單一的經濟作物,因此,收成豐歉和市場價格升降的風險會使他們長期的平均收益受到損失。經營式農場則不然:它們多采用較均衡的作物組合型式,混合交替種植經濟作物與糧食。這樣,它們能較合理地安排勞力與土地的使用,并能應付各種災禍。因此,他們能在長時期內取得較穩定的收益。許多貧農農場無法維持同樣的作物組合型,由于生存的需要,迫不得已為取得最高的短期收益,而過分地集中于單一的經濟作物。

          這樣的內卷耕作方式減少了農場的收入。這是人口壓力和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后果。再加上地租,許多貧農農場便無法取得家庭生存所需的收入。過低的農場收入,反過來又迫使貧農依靠傭工來補充他們的收入。而這種勞動力的需求則源自那些因商業性農業而致富的農戶。

          但為人傭工,常與貧農自家農場工作的需要發生矛盾:雇傭勞力的需求在農忙季節最高。有的貧農因要在那時傭工而無法在自家農場上投入充足的勞力,或不能在最佳時間內投入勞力,甚至自己完全不能種植經濟作物。這些農場的平均單位面積產量結果會降到一般家庭農場之下。在此,我們必須清楚地區別貧農的操作方式——一個結合耕作和傭工的方式,與和耕織結合的所謂“自然經濟”形式。在“自然經濟”形式下,棉紡織手工業可以在農閑時進行,而不會與農活發生上述矛盾。這種以織促耕的方式,彌補了小農的經濟收入,他們也因此避免了沿著半無產化的途徑下滑,甚至可以在已經半無產化了之后,再度上升為業主。農業中的傭工,則往往和自己家庭農場的工作直接沖突。雖然在理論上講,貧農出賣的只是他的剩余勞力,但實際上他常常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放棄自家農場上最佳的農活期,甚至放棄必要的勞動而為人干活。

          內卷和勞力不足的兩類貧農農場,合并起來的平均畝產量與經營式農場的畝產量大約相等。這是因為內卷的貧農農場的較高產量,補償了勞動力不足的貧農農場的較低產量。但這個大約與經營式農場相等的平均產量,是付出了更多的平均勞動時間后換來的。因為農場的產量,在勞力不足的情況下,遞減率要高于勞力過多情況下的遞增率。我們這里要強調的是,貧農農場的特點并不僅是內卷,也不只是勞力不足,而是二者兼而有之。

          貧農的剩余勞力的擴增造成了勞力供過于求的局面,而把工資壓到約相當于勞動者所生產的總值的1/3的水平,即只夠維持勞動者本身的生計,而不足以維持他一家人的生活。結果便產生了一種特別苛刻而又頑固的特殊生存方式:一個貧農既然無法單從家庭農場或單從傭工滿足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他就只好同時牢牢地抓住這兩條生計不放,缺一便無法維持家庭生活。

          這個半無產化的演變過程所導致的結構,是以相當程度的雇傭勞動為前提的,但它同時也阻擋了完全向雇傭勞動農業的轉化。農場工資只夠維持勞動者本身的生計,意味著雇農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于家庭農場經濟以外的階級。他們只能依賴小家庭農場經濟而進行簡單再生產。這樣一個貧農經濟,不應用資本主義經濟的追求最高利潤或最合理的生產邏輯來理解。它的高度內卷,要從家庭農場既是一個生產單位,又是一個消費單位的特點來理解。這樣的單位,可以因消費的需要,而在邊際報酬降到市場工資以下時,仍繼續投入勞力。同時,貧農常因窮困和傭工的需要,迫不得已采用極不合理的耕作型式:他會過分集中于經濟作物,或無力參與商業性農業,或無法在自家農場上投入充分的勞力。從農場生產率的角度來看,他的行為可能顯得很不合理,但這是他在現存情況下維持家庭生活最有效的辦法。

          在此經濟結構中,階級剝削所加于人們頭上的負擔,要比在一個正在蓬勃發展的經濟中的沉重得多。對一個生產率正在提高的農場而言,定了額的地租可能會縮減到農場收入中微不足道的比率。但對一個內卷的農場來說,相當于收成一半的地租,是一個會把農場的純收入壓到不能維持家庭生活所需的極為沉重的負擔。同樣,在勞動生產率極低的情況下,相當于勞動者所生產的產值的1/3的工資,只能使其在饑餓線上掙扎。

          但我們分析這些剝削關系時,應看到這是個體制問題,不是個別人的動機的問題。前文已經指出:一個不經商不放債的小地主單從地租所得的收入率并不很高。一個經營式農場主的收益率比普通小農也強不了多少。一旦他本人脫離生產,便會大部分消失。無論是小地主還是經營式農場主,都得面對分家析產的壓力,一般他們都在數代之內便會下滑為小農。簡單地把他們全都看成是罪惡之人,難免模糊了問題的根源,即由于農業內卷和階級分化而形成的社會體系。

          貧農經濟的這些特點說明,現代中國農村的危機不能簡單地歸咎于短期的天災人禍。在一個享有較多剩余而階級關系又比較和緩的經濟環境中,短期災禍的打擊,不會造成同樣的苦難。中國貧農的苦難處境,主要是由于長期的半無產化與短期災禍的雙重壓力造成的。一個已經在生存邊緣掙扎的貧農,很容易因水災或旱災造成的莊稼歉收而被迫負債,甚至于典賣土地。一旦如此,他那本已貧乏的收入,便因新的債務和地租而更加縮減。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就極少有希望贖回土地而恢復原狀。正如一個村民所說的:一年的旱災意味著三年的困境。連續兩年的旱災則意味著一輩子的地租負擔和苦難(《慣調》,5:442)。貧農確實猶如一個處身于水深沒頸的人,即使是一陣輕波細浪,也可能把他淹沒。

          這些特點更說明:不要把商品經濟簡單地等同于向資本主義過渡。本書列出了三種不同的農業商品化型式:第一種是由使用雇傭勞力的經營式農場主和富農推動的。這種半資本主義式的商業化過程和西方形式主義學者一般的想法最為相符。另一種型式是由于貧農為了生存而轉向種植經濟作物引起的。這種謀生而非謀利式的簡單商品生產,與第一種是不同的。第三種型式,則是由帝國主義入侵而推動的附屬性的商品化——亦即20世紀20年代以后山東種植棉花和煙葉的型式。這三種不同的商品化過程,不應不加區別地全都等同于向資本主義的過渡。

          最重要的一點是,貧農經濟的這些特點是在人口壓力和階級關系兩種因素共同作用下造成的。兩種因素中的任何一種,都不可能單獨地造成這些特點。相當于收成一半的地租,無疑是苛刻的,但這并不足以使佃農陷入絕境。貧農生活之所以如此困苦,源于剝削與耕地之不足兩重原因;而雇傭勞動工資之所以如此低微,則是因勞動力供過于求造成的。這樣,階級關系是通過人口壓力的媒介而及于貧農身上的。反過來說,人口壓力,也是通過階級關系的媒介而加于貧農身上的。人口壓力對經營式農場和家庭農場的影響是不同的。除去土地分配不均這一因素的話,它所引起的后果,本來不會如此嚴重。貧農經濟是在經濟停滯的情況之下,由兩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經濟落后的根源

          過去的學術研究大多試圖孤立地突出某一因素來解釋近代中國經濟落后的原因。例如,有的歸罪于儒家的價值觀,有的歸罪于帝國主義的入侵。還有些人認為是人口過剩,或階級結構,或國家體制造成的。這些無疑都是導致中國經濟落后的重要因素。但我們不應從相互作用的多種因素中孤立地抽出一種,把它當作決定性因素。貧農經濟是人口過剩與階級結構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而它本身也只不過是此種經濟系統中多種因素中的一種因素而已。這點可以通過分析資本形成的問題來說明。

          經營式農業的具體事例可以說明農業部門中資本形成的過程是如何受到阻礙的。經營式農業被置于貧農經濟與社會政治體制的夾縫之間。大量廉價勞力的存在抑制了經營式農場為節省勞力而做出資本投資的動機。他們大都盡量少使用畜力,因為相對來說,畜力比人力的成本高,大量使用畜力是不合算的。此外,在現存政治制度下,仕商之途可得的利益遠高于農業。因此,經營式農業一旦超過100畝至200畝的規模,便會向地主經濟轉化,而無法發展到可能改造現存生態條件的投資規模。本區的經營式農業并沒有發展到具備資本主義企業最主要特征的階段:成為一個為積累資本而積累資本的單位,從而推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雙方面的新的突破。它仍舊束縛于小農經濟,是出租地主再生產的一條途徑,也是把剩余轉回非生產性的地產投資的一條途徑。

          工業部門中的資本形成也遇到同樣的障礙。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是抵制現代工業的小手工業生產的基礎。商人用包買制,付出生存需要以下的工資,而與現代棉織工業相抗衡。在此過程中,原來可能轉化為產業資本的剩余,停滯在商業資本周轉的階段;而原來可能成為新式織布工廠的市場,則被廉價手工織布所控制。

          新式的企業,也因當時金融市場的利息率受農村高利貸影響而受到抑制。為生存而借貸的貧農,會支撐一個為利潤而借錢的資本主義企業所不能忍受的高額利息。近現代中國的許多資本主義企業,都因資本利率過高,迫不得已地在投資不足的條件下經營。一旦出現因市場變動和國際競爭造成的不利情況,它們便容易破產。此外,這些工廠因大量廉價勞力的存在,也不會為節省人力而去做出開創性的投資。

          近代中國的資本主義,當然不只受到貧農經濟的抑制,還要遭到國家體制和帝國主義的摧殘。樊百川(1983)的研究說明了國家政權在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的地位:20世紀初的國家政策,從禁止華商使用機器進行生產,轉向實行新政,設立商部(后改為農工商部),制定商律、公司與商會注冊章程等新的措施,現代企業才得到自由發展的機會??瓶藗?Cochran,1980)闡述了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是如何與英美煙草公司競爭的:后者除使用成本極低的小農剩余勞力之外,進而用價格戰來試圖消滅對方。當時的外資企業,不僅有低息信用貸款的便利,更享有賦稅上的特權等有利條件。趙岡指出,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華資棉紡織廠,平均每包棉紗要付出15元的利息和稅,而日本公司只需付出2.70元(Chao,1977:146)。

          要對資本形成問題做出全面分析,我們必須考慮到國家政權在這方面所能扮演的角色。在這個問題上,貧農經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一個停滯的農業經濟,結合規模有限的國家財政機器,不允許土地稅收大規模地增長。這點有助于我們理解近代中國國家財政的薄弱。至于國家政權機器,除了其本身意志和組織上的限制,更要面對帝國主義所施加的壓力。列強限定了海關所能征收的稅額,而它們的侵略又迫使中國政府為國防而支出高額的軍費。此外,巨大的賠款負擔,更使本已孱弱不堪的政府幾乎完全喪失了活動能力。費維愷(Feuerwerker,1980:58—69)估計光是甲午和庚子兩項賠款(本息),清政府于1895年至1911年間便支付了白銀476 982 009兩,相當于1895年至1913年間中外新式企業資本總額的一倍以上。中國國家政權,和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一樣,陷入帝國主義和內卷的小農經濟的夾縫之間。

          可能不久的將來,史學家們即可對近現代中國資本主義形成過程做出全面的分析。國內今日的研究重點在民間的企業,而歐美的研究則較注重國家機器所扮演的角色。今后我們若能綜合這兩種研究成果,并輔之以關于農業部門的分析,則可說明貧農經濟、帝國主義與國家體制是怎樣相互結合而形成中國落后經濟結構的。如果貧農經濟確實影響到整個經濟中資本形成的過程,我們便不應只把它視為經濟落后的結果,而要同時把它理解為經濟落后的原因之一。

          半無產化與人口趨向

          現存的人口數據資料(見附錄二),不可能用來系統地分析本書探討的農村演變型式對人口的趨向有怎樣的影響。我只能在此提出幾點嘗試性的推測。

          首先,傭工的收入擴大了小農生計的來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為人口增長提供了部分條件。貧農從事傭工獲得不可缺少的補充收入,而他們出賣的勞力,又為種植勞力集約的經濟作物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非農業的雇傭勞動(如在手工業、商品運輸、市鎮就業等)更把生計來源擴充到農業生產以外。這樣,雇傭勞動可能會賦予農村青年男子較早自立的能力,并促使他們較早地結婚和生育子女,從而提高農村人口的生育率。否則,他們會受到固定地產及其繼承制度的限制。由此看來,半無產化最初可能和西歐近代早期的原始工業化和無產階級化對人口起過相似的作用(Levine,1977;Tilly,1978)。

          但是貧農經濟的形成也會對人口的增長起抑制作用。完全沒有土地的雇農大多沒有能力結婚??偟膩碚f,窮人的結婚率比農村中上層的人低。他們的死亡率也會因生計艱難而比較高。因此,他們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高,和他們肩負的壓力的加重,會導致人口增長率的減低。這一推測,符合本區1800年以后的情況。革命之后,伴隨國家投資和鄉村就業機會的擴大,人口增長率再度上升。但是,生計上的壓力如果重現,也可能使過去半無產化和生育率之間的曲線關系重現。

          30年代的數據顯示,貧農家庭人數平均要比其他階層低。但這并不足以證明貧農生育率低于其他階層。這些數據(Malone and Taylor,1924:22;卜凱,1937b:300)沒有區別單莖家庭(父母和一個已婚兒子)和多莖家庭(父母和一個以上的已婚兒子)。滿鐵資料顯示,一個家庭的經濟情況和弟兄們分家與否,是有連帶關系的。生計的壓力,會使一個勤儉的兄弟不能容忍懶惰兄弟的所作所為;家境的衰落,會使兄弟們感到在財產完全丟失之前有分家的必要?;谝陨虾推渌恍├碛?詳情將在作者下一本書內討論),單莖和單代的“核心”家庭(夫婦倆和未婚的兒子)在貧農之間較為普遍。而多莖家庭,則在經營式農場主和富農階層中比較多見。因此,兩者戶均人數的差別,并不能用以證明兩者之間可能有生育率上的差別。要證實此假設,我們必須掌握豐富的農村家史資料。半無產化與家庭結構和人口趨向的詳細關系,有待于獲得更豐富可靠的資料后,再進行深入的研究。

          半無產化了的村莊和20世紀的地方政權

          半無產化的過程,使許多村莊變成半是緊密內聚的共同體,半是松散了的里弄。村莊的聚合性,可見于持續至20世紀30年代的許多習慣和共同組織。例如,由村里各族中最有威望的人組成的會首的非正式“委員會”、廟會、“餑餑社”等組織,以及村莊和宗族婚喪時的聚集等。此外,冀—魯西北平原的大部分村民,仍有相當閉塞的世界觀——他們一般只和同村的人聊天往來。而街坊之間的紐帶關系更富有準宗族關系的色彩。村莊的聚合性,有時更體現于看青會。此組織似乎是為應付清末與民國時期的動亂而興起的。

          另外,村中的街坊關系也伴隨半無產化的過程而日趨松散。一個小農會因失去了土地,其在村莊社團中的地位下降;因脫離了切身的利害關系,他不會再關心村政府的事務——后者的主要任務是向有地的村民攤征田賦。那些在外傭工的村民,尤其是常年在外的長工,會逐漸與自家的村莊疏遠。許多最窮困的貧農,既無力支付廟會的會費,也辦不起習慣上的婚喪事。有的只有清一色貧農的宗族,甚至斷絕了傳統的全族性活動。先是放棄了清明時節的聚餐,更甚則出賣祖墳地。

          滿鐵資料顯示,中農一般是村莊組織的骨干。他們和半無產化了的貧農不同。他們的生產活動一般全在村內自家的土地上進行。此外,地產所有權為他們在社團中帶來一定的地位,也給他們帶來與村莊政治上的切身利害關系。因此,他們積極地參與村莊的政治。許多地主、經營農場主和富農,在村外都有經濟活動(例如經商、放債等),并和村級以上的上層社會有聯系。而中農的經濟和社會生涯則多限于本村范圍之內。這些自耕農一旦分化為上層的地主、經營農場主和富農,與下層的貧農和雇農,村莊社團的紐帶關系便會隨之松散。一個閉塞緊密的社團,便向半松散的村莊轉化。

          這一切,恰好和國家政權滲入自然村的趨勢同時發生。近現代中國地方紳商之參與政治,最初無疑意味著國家政權向非官方的地方上層人物轉移。但這種變化,很快就為官僚政權的擴充所取代。無論是通過地方紳商僭取官僚職權,還是官方為了吸收或者抵消紳商權力而采取的措施,其結果都是地方紳商的官僚化,實際上變成了國家政權的擴充和滲入村莊的主要工具。

          官僚政權之滲入自然村,對舊日的國家與村莊之間的關系施加了新的壓力,在村政府這個關鍵性的接觸點上,二者關系尤其緊張。民國時期的政府,有能力把權力延伸入村,但它缺乏直接派任領薪人員入村的機器,而必須通過莊內的人來控制自然村。進入20世紀之后,這些介于國家機器和本村社團之間的人,在國家威信日益下降的情況下,既要為上面攤派、征收新的稅項奔走,同時又要面對伴隨新的攤款所導致的村莊內部矛盾。因為,有地的村民從自己利益出發,要求按戶攤派稅款;而無地者則寧愿依照歷來的傳統習慣,按地畝征稅。

          各個村莊對這些新的壓力所做出的反應,隨村莊內部的結構而不同。緊密內聚的自耕農村莊,大多團結起來應付外界,甚至集體武裝起來保護自己的利益。高度分化松散了的村莊,則多任憑為外界權勢服務的投機分子擺布。半無產化了的村莊,則在官僚機構與村莊社團的拉鋸戰中來回折騰。民國后期,村莊與國家的關系仍處于緊張狀態之中,充滿濫用權力的事例和可能。

          貧農與中國的革命

          過去的宣傳,間或把貧農的性質及其與中國革命的關系過分簡單化,但革命的實際行動卻顯示出一個復雜的現實,反映了貧農的多面性?!锻恋馗母锓ā穼嶋H上承認農村中租佃與雇傭關系并存的事實(雖然它最后抹去了原先對“經營地主”與出租地主的區別)。再者,土地革命是同時從貧農被剝削的一面和他們小農業主意識的一面出發而號召他們響應革命的。50年代初的“發家致富”則是更直率地向小農個人主義性的謀利意圖而發出的號召。以后的互助組,是基于貧農搭套換工的習慣而組織的;而集體化的合作社,則終止了農村的雇傭關系和雇主雇農之間的差別,因此為傭工的貧農帶來了利益。過去,貧農曾被宣傳成集體性很高的階級,但后來的集體化,事實上遺留下來許多問題。60年代初期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今天,政府放寬政策,向自留地、自由市場、自主企業與包產到戶方向的轉移,就足以說明問題。此外,革命后堅持全國積糧備荒的一貫作風,是革命前生活艱苦的佐證,也說明維持基本生計在農民心目中的重要性。這一系列措施都證實了小農的多面性。

          人口壓力對這個貧農經濟和社會所起的影響,也可從革命的實際行動中看到。今天,我們回顧集體化的歷史,可以認識到人口壓力本身曾是推進集體化的動力之一。合作化了的生產隊和大隊與家庭農場有一個基本的共同特點:它們同時是一個生產和消費的單位。在生計所需的壓力之下,會忍受資本主義企業所不能想象的勞力高度集約化的內卷農作。和家庭農場一樣,生產大隊是不會解雇它的剩余勞力的。我們若以經營式農業取代這個制度,農村馬上就會有大量人口失業。人口問題,雖然尚未充分地被納入國內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和史學家們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分析,但實際上政府已在近幾年推行了一些人類有史以來最徹底的節育措施。

          貧農怎樣從一個“自在的階級”(一個經濟的范疇)轉化成“自為的階級”(一個政治的范疇),是一個比較難解的問題。以往過分簡單化的宣傳,有時要求我們相信似乎共產黨組織一旦反映出貧農的階級利益和領導了他們的集體行動,他們便蛻變成一個“自為的階級”。這樣,貧農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就和設想中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無不同。

          但國家機器在實際運轉中承認了村莊整體的重要性。而這個整體是垂直的,并與其他村莊隔離的單位,并不是一個水平的并與其他村莊整合的階級。其后的生產隊和大隊是建立在自然村的實際社會經濟單位之上的?!按筌S進”時曾進行過把集體所有單位提到自然村以上的嘗試,但后來又不得不退回到現實所允許的范圍內去。

          要對貧農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怎樣轉化為一個“自為的階級”這一問題做出具體的分析,我們必須掌握現在還無法得到的資料(例如中國共產黨的檔案和參與革命的農民的口述資料)。但本書提出了一些試探性的看法:作為受地租和工資剝削而基本不用納稅的貧農,在經濟利益上與地主和雇主的矛盾,要比與國家機器的矛盾來得實在。納稅而不交租、不傭工的自耕農的利益則相反,與國家機器的矛盾要比與地主和雇主的矛盾尖銳得多。從這樣的角度來看,貧農比中農更有可能響應消除租佃和雇傭關系的革命運動。作為與宗族和村莊集合體關系較松疏的人,貧農也可能比中農容易組織動員。他們之中完全脫離了家庭農作而長年出外傭工的人,可能是革命過程中的引火料。但是,大多數的貧農仍然抱著業主意識,或是希望成為業主的人。他們多是跨階級的垂直宗族組織和村莊整體的成員。要了解他們的政治行動,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些不同的由互相交叉所形成的錯綜復雜的意圖。

          這樣看來,簡單的實體主義和形式主義,甚至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都不足以解釋貧農的政治活動。貧農采取行動的動機,似乎并不只是單純地為保衛或恢復道義共同體和生存的權利,或者為了謀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又或是單純地為了反抗階級剝削。要了解他們在革命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些意向,是如何因村莊內部結構的不同和外來政權的性質而形成不同的混合體的。

          西方比較史學的理論家們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看法。穆爾(Moore,1966)主張:我們不能簡單地從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來理解社會革命,而要注意到一個多階級的、處在變動中的聯合體的形成過程;對于一個以“多面性”(而含義又不十分明確)的“貧農階級”作為社會基礎的中國革命而言,這個聯合體的構成和形態對革命性質的影響,似乎尤其重要。佩奇(Paige,1975)認為,兩個階級之間的關系,應按當事雙方各方有無變化及其變化形態而區別和分類。本書主張,由沒有資本化的上層分子和半無產化的小農所組成的階級關系,要比西歐那樣由資本化的上層分子和無產化的農民所組成的關系,矛盾來得尖銳,更可能引起革命。最后,斯科波爾(Skocpol,1977)有力地論說國家機器可能成為一個在階級關系以外具有半獨立性生命的單位,并受到由世界所有國家機器共同組成的世界性政權系統的影響。這個看法,可以在西方過去關于中國革命的研究中找到許多夸大了的反響,從關注于共產黨領導人物思想意識的研究(Schwartz,1953),到以國際影響(Johnson,1962)或革命組織(Hofheinz,1977)為決定性因素的研究。西方研究中國的史學家們尚未提出一個能照顧到上列所有因素的分析框架。

          雖然如此,我們不可忽視中國革命在冀—魯西北地區的基本社會經濟背景:一個經歷數世紀之久,在內卷和階級分化雙重趨勢之下所形成的貧農經濟。在此經濟體系中,階級分化和高密度的人口兩個因素相互加劇了貧民的負擔和苦難。在本書研究的地區中,一個成年男子無法依靠農業傭工的工資來養活一家人,女子又幾乎完全被排斥于雇傭勞動之外。在此情況下,失去自家農場而成為一個純粹的雇農等于面臨家族滅絕的命運。因此,貧農會不顧一切地牢牢抓住他的小農場。盡管他在付租(或納稅)后所得無幾,但他仍會千方百計地結合家庭農作與短期傭工,依賴這兩種收入來維持一家的生計,希圖延緩淪為長工的命運。這是一種極不穩定的生活方式。一旦再遭受到其他壓力——無論是賦稅加重,市場價格升降的打擊,政權的濫用,戰爭和盜匪,抑或天災——便很容易顛覆。這個半無產化了的小農經濟的形成,正是中國解放前農村數世紀以來大規模動蕩的結構性基礎。

          ——摘自《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黃宗智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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